城镇化是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它表达的是要素在空间的集聚。人口作为活跃的发展“要素”,其所蕴含的强大内需(消费)潜能、要素聚集效应,是驱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红利”在实践中受到各种不当寻租行为的侵蚀,巨大的城镇化利益被扭曲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和矛盾冲突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城镇化发展偏离了其必须依赖的基础力量,在非农化产业(经济城镇化)发展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推进人口的城镇化,背离了城镇化发展的演进规律,导致问题层出。缺乏产业发展支持,不注重城镇化质量且单纯追求空间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倒置了人口城镇化发展本质性的因果关系,导致了“城镇化”道路扭曲：从“造城”到“鬼城”,从“乡村贫困”衍生到“城镇贫困”,人口城镇化没有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红利。本论文选取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两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模型人假设与二元结构、要素经济与非均衡增长、城市形成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两化”协调发展的解释框架,指出：人口城镇化具有生产效应、创新效应、消费效应,产业非农化发展具有累积效应、就业效应。然后,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对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建构聚类分析模型、协调度模型、VAR模型分别就“两化”的空间聚集效应、协调度、互动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据此,提出了云南省“两化”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通过本文研究,力图纠正“唯工业化”的城镇发展命题,提出“非农化”视角下人口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总结“两化”协调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云南省及类似地区实现“两化”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