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自由大宪章”,致力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商事仲裁制度是一种遵循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准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因《反垄断法》与商事仲裁制度在侧重法益上的不同,反垄断争议长期排斥商事仲裁制度的介入。但随着国际商事贸易发展的需要及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仲裁机制相较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愈发凸显,其高效便捷、保密性等优势使得原先不可仲裁的纠纷事项都逐渐允许适用仲裁机制。在反垄断领域,垄断纠纷可仲裁性的问题也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探究。由于我国法律缺乏相关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垄断纠纷能否进行仲裁这一问题的裁判存在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反垄断法实施的效力,司法判决不一的尴尬也呼吁着立法对垄断纠纷可仲裁性的确认。传统上垄断纠纷一直排斥仲裁的介入是因为认为垄断纠纷适用仲裁机制有违公共政策,且现有仲裁水平尚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垄断争端。在对可仲裁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可发现尽管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紧密相关,但垄断纠纷与仲裁机制并不必然冲突,亦不能以公共政策作为衡量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唯一标准。需要强调的是,仲裁解决方式相较于传统对垄断纠纷的解决形式有着执法成本低、经济效率高的优势,有助于及时地定分止争。因此,我国应当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遵循我国“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条件地承认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在通过立法明确部分垄断纠纷具有可仲裁性的基础上,明确可适用仲裁机制的垄断纠纷范围,在借鉴国外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能够支撑垄断纠纷仲裁解决机制高效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垄断纠纷的高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