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庭前会议制度自2012年设立以来,各方都给予了很高的厚望,甚至被称为“最耀眼的明珠”。当前庭前会议制度仅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存在功能有限和机制粗陋两大局限,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庭前会议制度已经在实践中慢慢丰富了其具体功能,制度本身已经有了丰富的内容。当前亟需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机制粗陋的局限。其关键与核心就在于细化具体运行机制,增强其可操作性。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以下简称“《会议规程》”)为该制度的运行提供了相应的指导,但是某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与细化。刑事庭前会议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不仅要在制度本身区别于其他制度,在运行机制上也要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区别。具体而言,相比于公诉审查程序的运行缺少实质审查的内容、相比于庭审程序的运行其更具随意性与灵活性。同时,根据其运行的先后顺序可以将庭前会议制度的运行机制分为价值导向机制、启动程序、讨论机制、裁决模式以及监督救济方式等内容。从以上各个具体的方面去了解与完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运行机制。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设立之初,其运行机制并未得到重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让该制度的运行得到关注,且向着更好的趋势在发展。从2012年至2018年的相关立法状况也可以反映了这一点。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制度的运行受到了更多的“干扰”,例如:忽略价值导向机制,使得庭前会议的运行出现偏离;运行中缺乏灵活性,具体流程的可操作性欠缺,使得庭前会议的运行成为各方的“负担”;裁决方式与效力模糊;缺乏明确的监督与救济方式等等。这些在笔者收集的50份相关案例中也有反映。以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立足于本国具体司法实际,提出符合本国实际的解决方案。笔者从思想基础、具体举措和配套措施三方面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首先,在思想基础上要以基本的诉讼价值为指导,正确处理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尤其要重视程序分流价值在运行中的体现,让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具有更加丰富的功能。其次,建立控辩双方参加庭前会议的约束机制,通过合理的告知程序,采用多元化的召开形式与讨论机制,让庭前会议的运行更具实操性。裁决模式也需要进行优化,明确庭前会议成果的效力,为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提供更多的空间。除此之外,明确的监督和救济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从保障辩方在庭前会议中的积极作用、适当的被害人参与、提高司法信息化以及完善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对接程序四方面逐步完善庭前会议制度运行的配套制度。此外,域外具有相对成熟的审前准备程序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其运行中的有益经验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借鉴。期望通过以上建议让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运行更加科学化与精细化,让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