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试图从“汉译《全体通考》的传播”这个角度来丰富中国的翻译史研究。在译者、出版社和社会团体的合力之下，《全体通考》通过期刊、编辑、副文本和营销策略进行传播。该文采用的理论方法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研究文化派所提出的操纵理论。操纵理论和其它描写性翻译研究一样基于文学翻译。其中，操纵理论在文中包括两个层面，即以副文本和编辑为主要手段的副文本层面以及包括期刊和营销策略的文本外层面。本文的主体部分研究了《全体通考》是如何通过期刊、编辑和副文本、营销策略三个方面在中国进行传播的。期刊传播方面包括译者在中外期刊报纸上发表的相关介绍和评论文章以及其它学者的评介文章。编辑和副文本传播方面包括译者和编者对译文的改编以及增加的1页名家手书卷首、8篇达官显贵的序言和1篇译者自序、“人身全体解剖学志”和两卷全体通考图。营销策略传播方面包括译者、出版社和社会团体等多方在《全体通考》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的最后一章还分析了《全体通考》在中国传播的结果及其原因。从学科建设和知识引进方面来说，《全体通考》的传播是成功的，而从译本的销量和生命力来说，《全体通考》的传播则并不理想。综其原因，主要有发送者、媒介和接受者三方面。通过研究，该文主要有四处发现。第一，诸如描写性翻译研究和操控理论等基于文学翻译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非文学翻译研究。第二，评估某一作品的传播结果可有多种标准，并非仅从作品的销量这一即时性强的外显效果来判断。第三，翻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难以为外力所改变。第四，操纵行为仅仅是基于对翻译的预期目标所作的假设，不一定能产生可操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