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趋势，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由于改革必然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触及许多人的利益，引发社会性阵痛，从而导致人们的信仰寄托、精神追求乃至行为准则上的紊乱，给邪教这一精神鸦片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其中又以“法轮功”为甚，它在主流社会系统之外另立组织体系，对抗国家政权；散布歪理邪说和愚昧迷信，制造恐怖气氛，实行精神控制；瓦解人的精神意志，腐蚀人的心灵，挑战社会文明；与敌对势力勾结，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虽然我们在发展进步过程中同其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对于其本质及其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对其的治理是已经在其形成气候，对社会造成危害后才被动采取措施，而所采取的措施在部分地区也往往是打击多、防范少，治标多、治本少。目前国际国内的邪教势力并没有消亡，危害还十分严重，因此，同邪教作斗争，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仍然是新世纪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本文就是笔者就我国依法治理邪教，积极处置公共危机问题的一点粗浅看法，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就“法轮功”产生、发展、消亡过程进行概括性的叙述，分别从三个层面对其社会危害性作出了客观分析，并从政治学、教育学、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