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成书未久即广为流传,足见其内容为当时名士所看重.虽然《世说新语》对人物的选择并不一定按照人物所处时代的价值观,但在魏晋名士风流余韵犹存的刘宋时代,选择者是以欣赏的眼光、同情的心态来衡量取舍的。对被收入《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及其心态的研究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总的来说,悲情色彩始终笼罩着《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三位西汉名士被收入《世说新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悲情色彩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名士特质的雏形,与其后的东汉魏晋的名士并没有太大联系。东汉士人企图以“德”救国的努力失败后,对时政的不满和对自己所推崇的“道德”的怀疑使他们将关注点由天子、天下转向了自我,而对家族、家庭成员的关注是这种转变的过渡。名士政治上自我实现的欲望在汉末军阀混战时期达到了极点,他们在“德”的名义下,或者发自内心,或者以此为借口,试图以各种方式在政治社会层面实现他们的自我。竹林七贤作为前承两汉三国名士,后启两晋名士的名士群体,在继承前人对“道德”的坚持上体现于内,而在开启以后的两晋风度上则表现于外,而两晋世人之学竹林七贤,因多是“形骸之外”,故而“去之更远”(张华谓王朗之学华歆)。东晋名士的行为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假象”：“假”的淡定,“假”的隐逸,连占卜结果都是“假”的,这些“假象”有源自于对前代名士的模仿,也有出于获得时代肯定的现实需要,做作虚伪的行为泛滥之后,社会普遍又开始提倡对“真”的推崇。以上是本文所力图揭示的《世说新语》所见汉魏两晋名士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