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集资诈骗案件呈多发的趋势,焦点性个案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集资诈骗罪的定性和处罚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契合性展开激烈的争论,本文探讨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试图从根本上确立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标准,解决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之间的矛盾。通过统一集资诈骗罪的适用标准,规范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防止司法防控扩大化的趋势。引言部分,初步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集资诈骗犯罪迸发的原因。归纳出多发的原因是因通胀压力,金融业垄断,融资难、融资贵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为下面分析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做铺垫。第一章对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进行分析。先对集资诈骗罪概念进行界定,然后采用犯罪构成二阶层的分析法,对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内容和责任要件进行梳理。同时对集资诈骗罪的行为要件进行深入探究,在责任要件中对故意的犯罪动机进行辨析,进一步探讨集资诈骗罪是否包含间接故意的因素,并对其责任的分配进行详细阐述。第二章是集资诈骗罪认定的若干问题研究,是本文的重点,该部分对集资诈骗罪适用中争议的难题加以辨析。一是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历年国家颁布的司法解释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的主观要件的认定标准。二是对司法解释中“社会公众”的集资对象进行深入的解读,通过吴英集资诈骗案这一典型案例,对集资对象的“社会公众”的直接性做了完整的表述。三是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的认定。明晰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区别,对司法实践中滥用民法“人格否定”理论进行批判,规范个人行为的认定。四是集资诈骗罪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从既遂类型的不同分类出发,分析既遂的标准,总结不同分法得出结果的优缺点,创新性的发明主次客体分阶段的认定法,来认定集资诈骗罪犯罪停止形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五是集资诈骗罪数额的认定。通过对刑法理论学界几种主要学说的分析,归纳司法实践对集资诈骗罪数额认定所采纳的观点,对传统的刑法理论“所得数额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延伸,同时对“数额较大”的性质加以确定。第三章论述集资诈骗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别。本章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关罪名的认定疑难,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普通诈骗罪、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各自的特征进行梳理,分析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为司法实践中的区分提供参考。第四章是对集资诈骗罪是否适用死刑的分析。该部分从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三个方面着手,详细论述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非正当报应性,同时也违反背“少杀”、“慎杀”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对集资诈骗罪去死刑化的替代惩罚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是结语,探究刑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犯罪背景下,集资诈骗行为依然屡见不鲜的深层次原因。指出要减少甚至杜绝集资诈骗犯罪的发生,在立法层面对民间融资进行法律规制的完善,在金融领域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领域的开放和市场化,在社会公众价值观上要加强引导,矫正不良的价值观等举措。通过多种手段的协调配合从根本上遏制集资诈骗犯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