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犯罪是我国社会高发且危害性严重的热点问题。在不同时期,我国均对其采取了积极的规制措施,制定了相应的立法和规定。1979年《刑法》和1997《刑法》中虽然仅规定了妨害公务罪,但其犯罪构成包含了暴力袭警行为。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暴力袭警的专门条款,并规定了在妨害公务罪基础上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规定的不足,遏制了袭警行为的泛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站在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利益最前线的人民警察的利益,却在执法过程中屡遭侵犯。暴力袭警行为呈现高发趋势,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袭警罪,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并对一些特殊暴力袭警行为增加了加重处罚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共秩序和警察的权威。然而我国对于袭警罪的认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争议,如“暴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和限度如何认定?侵犯的对象是否包含辅警和警察亲友?对于“依法执行职务”又该如何认定以及其罪过形式和既遂标准是什么等等,理论界对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是认定不一。我国刑法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却对此并无具体而细化的规定。暴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应当既包括对物的暴力,也包括对人的暴力,还包括对于辅警等辅助人员实施的暴力;对于暴力下限应当按照是否造成轻微伤的标准来具体认定,若对于未造成轻微伤,但按照行为人的暴力袭警手段是否恶劣和恶劣程度、以及是否造成了严重结果（如执法现场交通堵塞、围观人数众多）等具体情形,来判断确实具有阻碍公务执行的具体危险的,也可认定达到暴力下限,构成刑事犯罪。而暴力的上限应当包含重伤、死亡结果,对于袭警罪不能完全评价的部分依照想象竞合的处理原则择一重罪处断,使得罪刑相适应。按照折中说来判断职务合法性,判断主体和判断时间点分别由客观说和职务发生时的客观情况来判断;非工作时间履职也合法;履行职务的时间应包括执行职务所做的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包括中间的待机状态以及后期执行结束的全过程。辅警人员与正式警察一同执法时受暴力袭警条款保护,警察近亲属不属于暴力袭警条款的保护范围。袭警罪的罪过形式必须具有妨害公务正常进行的故意。该罪是具体的危险犯,要求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或者还额外具有对警察人身伤害的故意,客观上对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实施了暴力行为,对公务执行产生了具体的现实的危险,即可认定构成袭警罪的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