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公民在面对犯罪分子侵害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防卫必要限度的条件,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了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由此,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在立法及解释层面应该已趋于完善。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法律适用仍然存在着误区,有待纠偏。本文以实证分析为手段,通过借助数据对实践中防卫限度条件对裁判结果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分析结果和数据因子为指引,求证我国正当防卫限度条件司法异化的存在及表现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法律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展示实践中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认定的司法异化,通过借助数据对实践中防卫限度条件对裁判结果的影响进行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数据因子的指引对我国正当防卫限度条件司法异化的表现及原因进行分析,当下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司法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裁判依据的“唯结果论”;二是严格限制防卫武力的升级;三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程序异化。从外部看,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认定问题在于对基本相适应说、必须说、折衷说的理论问题,但从内部看,基于数据分析下显示出的限度条件在实践中存在的认定的偏差,其主要在于工具、手段、损害结果的在实务的认定误区,这些实务中的因子,与证据法和其他实践中的相关规定密不可分,故本文在对防卫限度司法异化原因分析中对涉及因子的证据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本文第三部分以刑事诉讼一体化,合理考量相关因素的方向提出相应的纠偏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