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之一,有效的经营其意义已不仅局限于提高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力如此简单。处于一个经济体中的银行体系,高效率经营不单为实现自身稳健发展,而且对于保证该金融体系的稳定作用重大。经营稳健、富有效率的银行体系在遭受外部冲击时不仅能维持自身稳健,也能弱化冲击给金融和经济体系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银行经营缺乏效率,将会削弱银行体系防范与化解风险能力,面临危机甚至自身亦有可能受到重创,最终只能给经济带来更严重的伤害。作为保证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关键,经营效率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现状究竟如何,以及受何种因素影响成为本论文的最主要问题意识。只有准确把握国内银行的经营现状,找出最能影响银行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有效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才不至于成为空谈。　　 因此,本研究选择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作为文章研究方向。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的探讨,应当基于对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经营效率的有效度量基础之上进行。针对以往国内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本研究基于所收集到的银行数据,采用更富有弹性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 Cost Function)形式作为随机边界方法(Schot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的具体模型形式,并放松其无效率项分布假设,假设其服从截断正态分布(Truncated Normal Distribution)。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实证基础和出发点。　　 基于Translog成本函数的样本银行成本无效率测算采用随机边界方法,并假定其成本无效项服从截断正态分布。现有国内研究中绝大多数采用半正态分布。但两者相比之下,半正态分布乃是截断正态分布对应正态分布均值为0时的一种特例。但实际上对于现实中的银行厂商而言,过于严苛的限定反而会使得所得到的成本函数参数估计与现实相背离。因此本文放松这一假定,以截断正态分布之假设推估Translog成本函数的对数似然函数表达式,并基于这一表达式得到相应的函数个参数估计值。　　 而后的成本函数体系建立乃是通过谢泼德引理(Shepard Lemma)引入要素配额方程(Production Factor Distribution Function),并大致设定要素配额方程与配置无效率项的函数关系。由此一来,便能将配置无效率参数以某种形态引入成本函数当中,从而构建成本函数体系。在这里,本文假定要素配额方程的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盖因这一残差项实际上包含两个有效部分:随机误差项与配置无效率项。在明确成本函数体系中各误差项的相对概率分布后,本文重新推导出极大似然估计所需成本函数体系之对数似然函数表达式,由此在一个成本函数中得到样本银行成本无效率、技术无效率与配置无效率三者的一致性估计。　　 对于所得到的两类成本函数的相关检验乃是保证其有效性的必要之举。由此保证在其后研究中基于成本函数的各类指标估计的准确和有效性。对两类成本函数有效性检验及待估参数的检验分别通过似然比检验和对成本函数正则性及凹函数特征检验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以上两个函数体系的成本无效率均显著存在,但已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所估计的模型参数在函数正则性及凹函数特征方面更加优于成本函数体系的估计结果。因此,Translog成本函数估计更适合于其后的研究。　　 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外资／合资银这三类银行中,由于合资银行的样本偏少,因此本文主要将其作为各实证结果的一个参照。以Translog成本函数估计得到的成本效率水平显示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加权均值分别为0.6720／0.6589,而以成本函数体系为基础的无效率估计值基本接近于以上最终结果。这似乎表明国有银行经营效率整体只是略低于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工商银行经营效率在四大行中,甚至在所有样本银行中的出色表现,及其近25％的资产占比,便不难理解其加权均值能够略优于股份制银行的因为。若将工商银行剔出,剩余三家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将明显低于股份制银行。这也同时表明,四家国有银行之间的成本效率差异颇为明显。虽然工商银行在其中一枝独秀,但并不能真正掩盖其余三家国有银行效率水平偏低的事实,这种资产占比的优势只掩盖了国有银行成本效率的内部不均,以及与其他类商业银行的外部差异。故而实际上,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仍比国有银行略占优势。　　 基于成本函数体系得出的样本银行技术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估计结果显示,技术无效率水平明显高于配置无效率水平,约为配置无效率的两倍之多。这表明绝大多数银行金融机构均能够对于投入要素价格(包括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以及营业成本等)的变动能够做出及时反应,及时有效地对投入要素进行合理安排。另一方面,由于在类似本文的成本函数体系中,配置无效率并非通过直接估算得出,而须将要素配额方程的残差项与成本函数配置无效率项通过某种函数形式联系起来,因此在绝对值上由成本函数体系得到的配置无效率将要比其实际值偏低(Kumbhakar,1991)。现有国外大多数相关研究亦得到类似结果。　　 随后分别分析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各类投入要素Allen-Uzawa替代弹性可以发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所有制结构银行在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出成本弹性上体现出明显差异。国有银行的两种投入要素均有明显互补性特征,而对于各股份制银行而言,在其高速发展阶段必须投入更多经营成本。因此资金成本势必会得到一定控制。其资金要素和经营成本要素间的替代性特征便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不同类别银行的各产出成本弹性估计值差异更体现出各类银行在“生产”同类产出时的效率差异。四大国有银行无需额外建设提供信贷业务所需的经营网点及增加营业人员的投入。因此其信贷业务相比股份制银行而言更具有成本优势,而股份制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更加依赖各类金融投资类业务与表外业务(包括各类委托代理业务、代客理财业务、各种承诺、保函、信用证、经营租赁及债券包销和承兑项目),并且更加注意提高单位产出的收益状况。这些特征表现在观测期内,国有银行的经营优势一直集中在信贷类资产上,而股份制银行与外资银行则在投资与表外业务上占据一定优势。　　 进而本文选定所估计的出的Translog成本函数作为目标成本函数,从整体着手研究样本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国有银行伴随其产出的增长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特征,而股份制银行从整体则体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外资银行的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这一结论与国外大多数研究结果相类似。同时以上结果也和前文样本银行成本效率水平的研究结果相呼应。由此可见,各类银行的规模经济因子估计结果也印证了前文关于样本银行的成本效率估计。此外,对于各类产出的特定规模经济研究结果也同时印证了前文关于各项业务产出成本弹性的研究结果。以上实证结果的吻合表明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深入研究亦可从其成本效率研究中着手,所得结论将具有一致性。而对范围经济的研究结果显示,根据样本内范围经济的测算结果可认定我国商业银行在整体上存在范围经济(盖因成本互补性只是必要条件)。但各样本银行的总体范围经济估计值较为接近,这有可能是选择的估算方式所导致的结果。　　 根据前文所得的研究结果,我们便可从样本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着手,探讨影响我国银行业整体效率的主要因为。按照银行组织结构的不同划分,基于面板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资本构成因素,各类银行成本效率水平的差异更多地来自于自身资产业务经营状况的不同。而前文中各类银行要素替代弹性与产出成本弹性的分别差异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结论——调整银行资本构成以完善其产权制度这一途径并不能有效解决国有银行经营低效的问题,有效改善其银行资产运作才是提高其效率的关键。　　 但对于国有银行而言,由于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导致其丧失了部分信贷自主权,从而无法完全实现资产的有效运作。因此,失去部分信贷自主权的国有银行即便在其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后,也可能无法完全摆脱国有企业庞大的贷款需求,甚至可能遗留巨额不良资产。基于这一分析,要有效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经营效率问题,则主要应从改善其所处的外部企业环境入手,尤其是通过强化国有企业市场竞争,从而逐步提高其经营状况着手。　　 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如何有提高经营效率时,不光要关注我国国有银行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资产配置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时,还应当更多地关注到银行所面对的外部企业环境上来。如果现阶段只是单纯的依靠资本结构调整以及银行产权制度完善,则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国有银行成本效率低下问题。而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国有银行自身各项经营业务进而改善其经营效率的途径又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这需要我们将目光转向改善银行面对的外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上去。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实现国有银行现有经营状况的改善,进而带动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效率的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