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关系问题，试图采取灾荒史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探讨水灾问题的同时揭示其与政局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晚清河务衰落受政局影响的痕迹，从而探究黄河这条自然之河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奔涌的黄水弃江苏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海，口门以下的山东、直隶、河南等地陷入了灾难之中。由于当时清政府正焦灼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而无暇顾及黄河事务，所以做出了“暂缓堵筑”决口的决定，然而这“暂缓堵筑”对策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了了之之意，这也使得铜瓦厢决口这次普通的黄河决口酿成了黄河史上第六次大规模改道的事实。　　在战乱中孕生的黄河决口改道事件反过来又加剧了战乱。由于清廷没有堵筑决口，对灾民实施的救济措施又非常有限，所以数以百万计的灾民被迫颠沛流离。他们多铤而走险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这给本不安宁的基层社会秩序更增添了几分不安。对于皖北捻军来讲，黄河改道山东为他们北上消除了天然屏障。他们北上之后与灾区反清组织一起给清政府的统治以非常沉重的打击，致使清廷不得不先后派出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前往镇压。在双方对垒的过程中，黄河新河道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捻军希图跨越新河道北上京畿，而清军则力图将捻军剿杀在新河道以南以保全京畿，并最终凭借黄河新河道这道天险将捻军镇压下去。　　铜瓦厢决口发生后，清廷内部就黄河到底是该走新河道还是旧河道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争论。这场争论起自决口之初，因时处战乱时期，堵筑决口恢复故道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政局稍显稳定之后，争论再起，参与争论的人员远非之前所能比及，有亲王如奕诉、有朝廷要员如曾国藩、李鸿章，有地方封疆大吏如丁宝桢、曾国荃，还有时贤如冯桂芬等。从双方陈述的理由及个人背景来看，争论的背后既有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更有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考虑，而江苏利益集团强大的势力及李鸿章等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争论的结果。　　改道前的南河与东河管理机构每年都要花费大笔的官帑，而改道后，因口门以下旧河道干涸，南河与东河的部分管理机构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若趁机将其裁撤无疑可以节约一笔可观的经费，所以在战时军需紧迫的情况下，这些干河机构遭遇了被裁撤的命运。改道之初，由于战乱，新河道一直由地方官绅负责治理，没有明确的责权归属。政局逐渐稳定之后，地方政府欲将治河的责任归给河督，可是却屡屡受挫，这期间充满了争议，而黄河决口、中法、中日战争等事件又为双方的争议提供了事机。庚子事变后，清廷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决定漕粮改折，这使得河务失去了受重视的基础，河漕管理体制在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之际退出了历史舞台。综观河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这与财政、人事等权力的下移过程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中央在政局稍显稳定之后极力收回财政、人事等权力，却执意推脱地方督抚一再想交回的河务方面的责权。　　在晚清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治河史上出现了一段特殊时期:灾区地方社会不同程度地承担了新河道的治理责任，民埝大量出现;待军事平息之后，因黄河淤垫日高，黄水泛滥成灾，官堤修建提上日程，然而官堤的修建前后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断续完工;之后，因河忠依旧，民埝又经历了一个修守官方化及被废弃的过程。在晚清时期，经费短缺是治理黄河的主要瓶颈，在筹集经费与实际的治河过程中，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政府对士绅表现出了高度的依赖;农民在治河过程中既是合作者、被组织者、甚至无偿劳动者，又是被压迫者、不理解者、甚至反抗者。　　综观晚清黄河与政局的关系不难发现，二者息息相关，政局的动荡酿成了黄河的灾难，而黄河的灾难反过来又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许要归因于明清时期国家对黄河问题的高度干预，这给今人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