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各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进行军事合作以增进它们的安全,防范潜在威胁,这样便产生了同盟。安全模式是指行为体(主要指国家或政府组织)长期遵循的安全行为方式。同盟安全模式就是行为体通过创建、维持同盟而实现安全的安全行为方式。除了同盟安全模式外,国际政治领域还有:霸权安全模式、均势安全模式、集体安全模式、多边合作安全模式和多边外交安全模式等安全模式。体系内主导安全模式与非主导安全模式的地位是可以转换的。安全模式转型实际上是新安全模式影响力相对上升,旧安全模式影响力相对下降并直至被取代或同化的过程,是在体系战略安全环境改变前提下,权力转移、安全问题转移共同作用的结果。东北亚地区当前主要存在双边同盟安全模式和多边外交安全模式这两种安全模式。以美日、美韩同盟为基础的双边同盟安全模式产生于冷战时期,长期以来是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安全模式。作为冷战的遗迹,双边同盟安全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冷战后东北亚不断发展变化的战略安全环境,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出种种弊端。在解决朝核问题中诞生的六方会谈机制是东北亚多边外交安全模式的代表。从六方会谈机制产生之日起,东北亚安全模式已经开始了由双边同盟到多边外交转型的进程并呈现出一种必然趋势。冷战结束以来,在三个核心因素:权力分配变化、经济相互信赖加深、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的共同作用下,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安全模式从双边同盟到多边外交转型创造了前提条件。东北亚安全模式转型的内在机制是:引起地区战略安全环境改变的三个核心因素,共同引起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和安全问题转移,进而引起安全模式由双边同盟向多边外交转型。从第一次朝核危机开始,东北亚地区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多边外交安全模式特点的安全机制,如四方会谈机制、日、韩、美3边协调与监督机制(TCOG)及后来的三方会谈、六方会谈机制。六方会谈机制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各方所认可的、解决朝核问题的正式多边外交机制。东北亚地区不仅存在朝核问题,还存在众多其他安全问题,诸如边界争端、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问题。这些安全问题既涉及传统安全又涉及非传统安全,单凭六方会谈机制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推动东北亚安全模式转型最切实可行的路径是:在完善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将其功能从传统安全领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使其成为一个能够解决东北亚所有安全问题的多边外交安全体系。东北亚安全模式转型是一个长期、渐进、曲折的过程,但却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国要成为这一趋势坚定不移的推动者,通过处理好各种关系,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与东北亚安全模式转型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