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FDI规模不断扩大,外资流入方向发生改变以及人才越来越重要的大环境下,本文截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通过statall.0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分为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研究人才资本对中国FDI流入规模的影响。其中人才资本首次应用Maddison当量法来衡量,研究发现,在国家层面,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资本与FDI流入负相关且并不显著；然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人才资本对FDI流入的积极影响并不大,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中部的人才资本对FDI流入的正向影响也并不明显；虽然西部各省的人才资本和其FDI流入规模显著相关,但却呈负相关关系。然而,从我国整体来看,集聚效应作用最为突出,是吸引FDI流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条件水平,二者也与FDI规模显著正相关。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集聚效应仍是其外资流入规模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东部地区较为发达和便利的基础设施水平也是外资流入当地的重要影响因素；中部地区,集聚效应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基础设施也与FDI流入规模显著正相关；然而西部地区,除了集聚效应的显著影响外,市场规模以及开放程度也与FDI流入规模显著正相关。说明无论是在我国东部,还是中、西部,集聚效应均是吸引后来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东、中部相对便利的基础设施也能显著的吸引FDI流入,因此,东、中部地区应在已有的聚集优势的基础上,注重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与完善；西部地区,应放宽引资政策限制,降低进入门槛,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但我国人才比例和数量偏低,人才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