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中的社会分层较为突出,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对公共利益具有不同诉求,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开展。随着特大城市经济发展加速,社会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社会流动愈加频繁、社会分化明显加快、文化融合与撞击更为常态化。人们对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面对流动人口迅速增加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面对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带来的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层化,需要激发社会各个治理主体共同来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力量提供坚实的治理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角度,基层共治和基层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立足点和基本内容。共治和自治开展得好,则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和完善;与此同时,基层社会治理也是以共治和自治为基础的。当前上海的基层社会治理性质是以人的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强调多元主体参与自治、不断完善各项制度等。基层镇的层面形成以“镇管社区”为基本模式的基层社会治理,但却存在着“社区”定位不清晰、基层政府职能定位模糊的问题——基层政府（镇政府）仍然存在包揽现象,在财力保障、人员配置有效性等方面显得不足;大型居住社区治理难度大;基层政府职能不明,没有实现实质性转变;共治和自治机制缺乏保障;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滞后。当前特大城市街道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自治和共治,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街道在基层共治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力量较弱导致难以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共治、难以满足迅速上升的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社会组织的引导难度加大、社会组织潜能发挥不够等。而在自治中存在着居委会定位模糊、居民区体制不顺、居委会负担过重、居委会资源不足、工作人员待遇保障偏低、居民区队伍不强、自治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解决镇管社区和街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基层政府对社会治理进行较强介入、主持社会治理大局、承担社会治理的主要职责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应推进基层政府职能在共治和自治中的职能转变。首先,从理论上对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着手,把合作主义下的“政社合作”看为常态。其次,从实践上着手,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加强基层共治和激发居民自治、加强基层共治和居民自治之间的互动。其三,从认识上把握好共治与自治之间的关系——居民自治是基层共治的基础。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便需要从共治和自治两个途径着手。对于“共治”途径而言,首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功能、重视业主委员会的合作与斗争、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搭建共治平等以凸显社区协商共治格局;其次要从强化社区委员会的角度来构建社区共治新格局和完善社区共治运行机制;再次,强化民意征询委员会、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监督评议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的运行及其功能的发挥。对于“自治”途径而言,首先要了解基层自治的实际情况和特色;其次要分析居委会处理各类事务的模式;再次,要分析基层自治的制度基础,从其制度基础来加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