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罪是发生在普通民众身边最常见的犯罪之一,一方面,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诈骗犯罪的研讨历来已久且日渐成熟,但是关于诈骗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这一课题,仍是一个普遍性难题,存在着许多的争议,比如,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诚信体系的缺失,民事欺诈行为(包括一般的民事欺诈行为及合同违约行为)呈高发态势,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由于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分界模糊,导致公安机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介入了大量的民事违法案件,并按照刑事诈骗向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笔者在从事律师工作和法官工作时都发现,律师在诈骗案件中做无罪辩护的概率在所有经济犯罪中是最高的,而且无罪的理由大多集中在诈骗的主观故意上。这也说明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的法律分界主要在主观故意的认定上。关于诈骗犯罪的主观认定,理论界主要争议有两个：一是否应当坚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否应当在诈骗犯罪中引入间接故意的概念。笔者认为社会诚信体制的建立应当以道德建设为依托,而非滥用刑事手段,以牺牲人权作为代价,对刑事犯罪的认定必须严格慎重,诈骗犯罪应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必须是直接故意。另一关键问题是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直接的犯罪故意。笔者认为,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况下、或者通过言辞证据无法定罪的情况下,必须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采用刑事推定的方法,通过纷繁复杂的客观现象来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直接故意”,以区分诈骗犯罪与一般民事欺诈、合同违约,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这样,既能做到不姑息放纵犯罪,亦能做到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在本文中,笔者希望结合司法实践中接触到的部分具有典型性的真实案例,针对刑事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认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