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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抑郁障碍、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的应对方式,共情状况、临床症状等方面的状况。期望找到抑郁障碍与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的应对方式,共情状况的特点,为进一步指导临床康复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理门诊就诊的符合DSM-IV抑郁障碍首发女性患者71人,按是否符合DSM-IV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把入组患者分为共病组(同时符合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35例和抑郁组(只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36例。选取中国医科大学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与病例组相匹配的部分职工及家属、临时工、学生中健康自愿者作为正常组,共35例。对所有的患者采用应对方式问卷、人际反应指针量表、90项症状自评量表进行评估,最后,对几组上述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三组(正常组、单纯抑郁组、共病组)在年龄(F:0.091,P=0.913)、受教育年限(F=0.017,P=0.983)上无显著性差异。说明三组在年龄,教育年限上具有可比性。
2、正常组与病例组(单纯抑郁组和共病组)在解决问题,求助,自责分量表,人际反应指标量表及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量表的评分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合理化,幻想,退避分量表的评分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病例组与正常组相比,前者在解决问题,求助分量表上评分低,在自责分量表、人际反应指标量表和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量表上的评分高。
3、单纯抑郁组和共病组在解决问题,同情关心分量表及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表的评分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其余分量表上的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共病组比单纯抑郁组的解决问题分量表的评分低,身心忧急分量表及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量表的评分高。
4、所有106名入组人群的相关分析显示,解决问题分量表评分与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量表评分呈现负相关(P<0.05),求助分量表评分与90症状自评量表的恐怖分量表评分无相关性(P>0.05),与其余九个分量表评分呈负相关(P<0.05)。合理化、幻想、退避、自责四个分量表评分与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量表评分呈现正相关(P<0.05)。
5、所有106名入组人群的相关分析显示,相象力、同情关心、身心忧急分量表评分与90症状自评量表各分量表评分呈正相关(P<0.05)。观点采择分量表评与90症状自评量表的偏执和敌意分量表评无相关性(P>0.05),与其余八个分量表评呈正相关(P<0.05)。
结论:
1.抑郁障碍患者及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有应对方式不良的特点,更少的采用解决问题一求助的积极应对方式,更多的采用自责的应对方式。抑郁障碍患者与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应对方式上区别不大。
2.抑郁障碍患者及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的共情能力比未患病的人更好,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比抑郁障碍患者共情能力差别不大。
3.抑郁障碍患者及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比未患病的人临床症状更重,抑郁和焦虑障碍共病患者比抑郁障碍患者临床症状更重。
4.解决问题-求助这种成熟的应对方式可以使临床症状减轻,而合理化、幻想、退避、自责的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则可能加重临床症状。共情能力越好,他人情感卷入越多,临床症状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