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为中唐文学文化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他的影响表现在创作数量上、思想深度、对后世的影响力上。白居易记录下了中唐社会的变迁,同时还记录下了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陶渊明为文人士大夫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家园,白居易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处世的方法。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自己的生命的哲学——儒、道、释三家结合的思想。本文试图从白居易在长江流域的游历、创作着手,分析白居易思想变化。白居易早年有慧根,佛禅思想处于萌芽期,随着入世为官,不断加深。元和十年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被贬江州,直到元和十三年冬,才量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回京,结束了近五年的贬谪生活。白居易由元和十年前的“折直的剑”,开始变为“曲全的钩”,五年之间,诗人经历了一个思想上大的变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诗人在思考,如何即能全身,又能实现理想。诗人迷惘、徘徊、痛苦时常折磨着他,在苦闷世界里苦苦求索,在庐山的清净的东西二林寺里,在《楞伽经》里,在与僧道的交游中,在琵琶女倾诉里,诗人终于打通了这一关,如一轮红日出于东方,诗人思想升华了,腾飞了。他在佛禅里、《南华经》、《道德经》里找到了人生真谛。从此诗人快意人生,自然如风,积极避祸,在苏杭的任期里他积极实践着自己的处世哲学,任上积极施政于民,造福一方,自己也快意人生,诗酒高会。杭州的西湖,风景秀丽的白沙堤之中,白乐天就积极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哲学。白居易三千多首诗歌当中,十之七八属于闲适、感伤之类,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唯美与感伤气息,是他愁苦心境的展露。这种内心情感,与一衣带水的中古扶桑文人的审美情感是通的。他们视白乐天为异代知己,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对他们有着很深的吸引力。中古平安日本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一种人生无常的感伤,在当时摄关政治之下,大权旁落,就连天皇也感到一种身不由己,其作品中蕴含着浓郁的无奈与叹息。《源氏物语》以《长恨歌》为模板,真实的再现了平安时期日本没落的王朝政治,《枕草子》里流淌着白居易式感伤,这种唯美与感伤在平安时期,发展成为“物哀”,是一种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结合人物的内心情感,与外物互相交融的哀。究其本质,是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在人生中的体现。也就是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点在深层次上,与白乐天的人生哲学是一致的。这类作品在元和十年后屡见不鲜。以至于这种根植于白乐天内心的感伤,外化为韬光养晦,看似平淡无奇的闲适诗歌当中,隐含着志向不得实现哀痛,隐含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自嘲与无奈,包含着作家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乐观与旷达。得益于此,在甘露之变的狂涛巨浪里,诗人远离是非之地,游刃有余于官场。三家结合的思想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范式,同时这种理论在白乐天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并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效果。总之,白居易在文人的思想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白居易以前,许多文人士大夫面对挫折的时候,大多数选择了逃避与归隐,悲苦地生活,白氏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思想,对后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有了江州、忠州、苏州、杭州,才有了三家结合的思想;有了白乐天,苏东坡在黄州、惠州、瞻州不再寂寞,苏子瞻以白为异代之师,积极实践者自己的三家结合的理论,这种思想犹如催化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驾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于是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