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它不仅是政治家、企业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学者、人民大众所关注的热点。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两会”都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认识和要求。为此，研究腐败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和实际价值。理论上，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已经达成共识。从效率角度考虑，腐败一方面通过影响公共支出规模和偏向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比如由于腐败引起的“三公经费”扩张、公共资金更偏向于基础建设支出；而另一方面，腐败会降低经济性支出的效率，也会降低政府的社会性支出比重，比如教育支出、社保支出等，这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以，本文把公共支出作为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间因素，同时不单一化地看待公共支出渠道，而是把公共支出进行了细分。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大致如下：第一部分阐述本研究的选题背景、写作意义、文献阅读的思考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笔者梳理出了四块内容，分别是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腐败与公共支出的关系；腐败、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笔者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的推导。首先是根据金戈和史晋川（2010）中的推导方法，在附有三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利用汉密尔顿方法推导出社会最优增长路径。然后设定具体的包含腐败变量的特例，来具体解释腐败通过三类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效应。第三部分是利用我国1980-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相关性分析。首先，为对应理论模型中纯生产性、纯消费性和生产-消费混合性公共支出将我国的财政支出项目进行分类整理。再利用贪污腐败案件立案数和政府清廉指数两套数据从客观、主观两方面进行检验。其中，腐败通过三种类型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利用交叉项来反映；在探讨长期均衡关系时，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短期波动影响和腐败冲击则是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效应图来反映。第四部分是本研究的结论和展望。本研究只是从效率角度利用我国的现实数据对腐败、三种类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做了一个验证性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过多考虑公平问题。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本文几个主要结论如下：（一）在含有腐败变量的社会最优经济增长路径上，腐败变量通过纯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生产-消费性公共支出与产出负相关；当假设腐败对纯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生产-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影响相同时（即假定），腐败变量通过纯消费性公共支出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二）经济性支出效率偏低。本文按照财政支出的功能，将我国财政支出分成经济性支出、维持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应与理论模型中的纯生产性支出、纯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消费混合性支出。通过计量检验，发现我国经济性支出的产出弹性其实并不是很大，低于维持性支出的产出弹性，这反映了我国经济性支出效率的相对偏低。（三）长期倒“U”型关系。就32年的长期数据来看，腐败通过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这说明，在经济发展初期，腐败通过公共支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理由是，腐败一方面使得公共支出的规模扩大化；另一方面在制度不健全下，腐败有利于简化了行政审批制度，从而提高企业效率。长期来看，腐败通过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阻碍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性公共支出领域，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在长期发展中都是具有潜在巨大的经济推动作用，而腐败阻碍了它们的发展。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回归结果显示，在我国腐败程度拐点之后，腐败通过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抑制作用，并且腐败本身与GDP负相关。这恰好反映的是倒“U”型关系的后半段。本文结合了两套数据，克服了数据自身存在的不足，验证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与腐败的确存在“倒U型”关系（李国璋、陈宏伟，2010；吴一平、芮萌，2011），公共支出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中间桥梁作用。从现实意义上看，在精力有限情况下，建议政府将反腐败的侧重点首先放在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领域。（四）腐败通过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经济的具有短期阻碍作用。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当给予腐败与公共支出交叉项一个正向冲击后，腐败通过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出现短期由正转负的变化，然后逐渐回升，最后平稳回到长期正影响上。由此说明，在短期的三到五年间，腐败通过公共支出会阻碍经济增长，阻碍作用在社会性支出中相对更为明显。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来看，经济性支出与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的调整方向相反，前者为正向拉回，后两者为反向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