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上下一片恐慌,官员纷纷离署、出京,在署官员惶惶终日,怅然若失。不久,清帝退位,清朝覆灭,南北共同组建民国共和政府。民国肇建,清政府各部院衙署及官员本已失去合法地位,但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宣布内外大小官员“照旧供职,毋旷厥官”,前清官员和部院衙署遂顺应至“临时共和政府”。又因新政府任人须“南北兼顾”,接收“北政府旧人物”,这样就给予了前清各部官员进入共和政府任职的机会。从人员数量分布上看,前清旧部的官员被大量裁汰,被留用的官员仅为少数。但是,民初北京政府内阁各部中前清官员的比例达到了 40%左右。南京临时政府人员北上的人员数量并不多,在民初北京政府各部中所占的比例也远不如前清官员;从权力分布上看,至关重要的部门的权力一直被前清官员所把持,教育部、司法部中北上的官员可以担任司长等高位;从任职时间上看,位于事务官中下层的前清留用官员任职时间长,比较稳定。而革命党人受到政潮波动的影响大,任职时间短且不稳定。其中,教育部在蔡元培和范源濂的执掌下,司长一职的选任能够兼顾“南北”,但是陈振先掌部时,政务官的变动以及背后隐藏的地域矛盾和权力斗争使得平衡被打破。从学历和专业上看,外交部、教育部、农林部、工商部中的前清留学官员较多,而这些部门是专业性强的部门,所以要求富于专业学识之才。而在外务部和法部时,专业的外交官群体和司法官群体逐渐形成,民初北京政府对这些专业的旧部官员加以任用。民初北京政府内阁各部在选任前清部员时以专业和履历作为依据,很多留学生根据所学专业重新分部,从而能够学有所用。从层级变动上看,一部分在清政府中处于候补的前清留学官员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官位晋升,前清旗人官员被大量裁汰,反而任职笔帖式、候补官员的旗人官员被留用了下来。民初北京政府在人事方面进行了一定的革新,但是又可以看到民国与前清之间人事上很强的延续性。前清官员中,许宝蘅、梁济、郭则沄三人进入共和政府的原因各不相同,从中既可以看到政权鼎革之际个人命运的沉浮,也可以看到由帝制进入共和所引发的观念上的变化。王朝嬗替时的“贰臣”观念一定程度上被“禅让而共和”的认知所消弭,但抱有“臣子”思想和未完全认同民主共和价值的官员仍很多。因此,仍须一场思想革命来剔除旧思想,宣扬民主共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