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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是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一位知青作家。作为知青作家，叶辛出道很早，早在知青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之前，叶辛就已经以其《蹉跎岁月》等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以一部表现返城知青命运的《孽债》，而继续着自己对知青生活与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就总体状况而言，虽然叶辛小说写作的数量很大，但从题材上看，基本上还是拘囿于知青生活领域的居多。近些年来，或许与作家已然身居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多年，大都市的生活积累日渐丰富有关，叶辛也在努力地突破既定知青题材的领域，尝试着拓展新的写作领域。这一方面，若干年前那部力图全方位地描写展示大上海现代城市总体状况的长篇小说《华都》，自然是不容忽略的一部。至于我们这里要具体展开加以讨论的长篇小说《问世间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版），则很显然是叶辛试图更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的一部作品。虽然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大上海，但作家的艺术聚焦点却集中到了打工者的身上。打工，是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放眼文学界，有不少作家不仅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也已经写出了不少以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但叶辛这部《问世间情》的特别处在于，他并没有试图全景式地展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而只是紧紧地抓住了打工者群体中间一种极为普遍的“临时夫妻”现象，以之为具体切入点，力求从一个侧面表现打工者的情感世界。所谓“临时夫妻”，就是指打工者无论男女，往往会是或者抛妻（夫）别子或者各在异地单独一人在外地打工，因为打工者一般都处于青壮年阶段，既有难以遏制的性需求，更有着强烈的情感慰藉需求。怎么办呢？既然大家都是独身一人在外，那干脆就合住在一起临时搭伙过日子算了。这一搭伙的结果，自然就是所谓“临时夫妻”的出现。“临时夫妻”这种现象，既不合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更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唯其因为它顺应合乎人性的根本逻辑，所以，这种现象在打工者阶层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就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既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那就不仅应该得到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充分关注，也应该在作家的笔端得到相应的艺术表现。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虽然关注表现“临时夫妻”现象的中短篇小说时有所见，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具备相当深度的艺术表现，却还真是极其罕见。而叶辛的《问世间情》，则正是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即使仅仅从题材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也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占据着叶辛《问世间情》这一小说文本中心位置的一对“临时夫妻”是索远和麻丽：“索远和麻丽同在一个叫广惠的电器厂里干活，索远是车间里的领班，老板给他的定位是半脱产干部，但得负责分厂整条流水线上的质量；麻丽是流水线上的检测工，前头的剥线、打铆钉各道工序干完了，她得拿起代表正负极的两头插上检测仪瞅一下，合格的就放心，不合格的就丢一边筐里，活不重，比起家乡的农活来，轻巧得多了。”关键在于，索远与麻丽都是单身一人在上海打工。索远的妻子但平平带着女儿索想，生活在遥远的乡下郑村，“和他的父母相依为命地守着郑村的几亩田土度日。”麻丽的丈夫彭筑是一个建房的包工头，四处奔波着修房盖屋，他们的儿子彭飞在家乡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麻丽和他只是在过年回家时，才团聚几天。”既然都是单独一人，而且都是正当龄的热血青壮年，更何况在日常的打工生活中彼此留给对方的感觉印象都非常好，所以，他们俩成为“临时夫妻”搭伴过日子，自然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一起组成“临时夫妻”三年来，索远与麻丽的共同生活过得可谓顺风顺水。房租分配得当，家务各有承担，饮食尽可能照顾各自的胃口，各自家庭问题的处置上充分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不仅久违了的性生活十分和谐，而且感情生活也格外融洽美满。然而，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如此一种幸福生活氛围环绕中的索远和麻丽，根本就无法料想到，他们这种顺风顺水的“临时夫妻”生活的平静只不过仅仅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就会因为索远妻子但平平与女儿索想没有任何前兆的突然到来而被彻底打破。问题是，长期生活在郑村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但平平，何以会携带着幼女突然现身上海呢？原来是家乡郑村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巨大洪灾。如同巨龙般翻滚而来的滔滔洪流，不仅无情地吞噬了村民们赖以栖身的房屋，而且还吞噬了几十条鲜活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索远年迈体弱的父母。房屋没了，公婆走了，孤身一人的但平平只能带着幼女千里迢迢前去投奔远在大上海打工的丈夫索远。因为事先没有通气，所以，她们母女俩的突然现身才会让索远倍感措手不及。
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正是但平平母女的突然出现，方才彻底打破了索远与麻丽这一对“临时夫妻”之间本来就既脆弱又微妙的情感平衡。三年来，索远与麻丽一直以夫妻的名义活动于出租房周围的邻居面前。现在，但平平母女出现了，麻丽被迫搬走了，索远自己又该怎样面对并向周围邻居解释这一切呢？关键的问题是，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但平平母女现身不久，本来应该待在银川的彭筑，也意外地出现在了上海。意外现身的彭筑，不仅口口声声强调自己已经调查清楚了索远与麻丽之间不正常的“临时夫妻”关系，而且还坚持面见给自己戴上绿帽子的索远，在披露麻丽若干隐秘往事的同时，与索远正式摊牌，摆出了一副要和麻丽坚决离婚的架势。就这样，索远与麻丽这一对“临时夫妻”双方配偶的同时出现，迅速地使得本来还算得上风平浪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起来，置身于矛盾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双方，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应该如何做出情感抉择的问题。倘若说因为彭筑一向的品行不端，除了牵系着唯一的儿子彭飞之外，麻丽的情感天秤本能地倾向于真正情投意合的索远，希望能够早日挣脱上一段婚姻的困扰，与索远在一起过上真正的夫妻生活的话，那么，索远要想做出自己的情感抉择，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一边是毫无过错的结发妻子但平平，另一边是情意缠绵的情感知己麻丽，索远一时陷入了极端矛盾的犹豫不决状态之中而难以自拔：“就在这一瞬间，索远陡然明白了，麻丽和但平平是不同的，但平平绝不可能像麻丽一样给他性，给他一种男人的满足感……和麻丽就不同了，和麻丽在一起，他感觉到一股冲动，一种享受和陶醉，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和幸福，一种心心相印的感情也在这期间不知不觉地油然而生。”“但平平的忽然到来，麻丽慌忙中离开了他的生活，他感到的不习惯，情绪上的不适，他的不舍和依恋，他时时刻刻对她的思念，全在于此。而对结发的妻子但平平，除了最早离开郑村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不适应，他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和麻丽形成了临时夫妻关系，对于但平平他几乎已经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只在每个月发工资后汇款时，他才想到但平平。但那多半也只是对于父母、对于女儿索想、对于结发之妻的责任感而已。”很显然，如果仅仅从情感的角度来考量，索远的天秤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在一起有强烈知己感觉的麻丽。问题在于，一方面结发妻子但平平不仅毫无过错，而且还一直替代他在家乡郑村履行着对于父母的赡养责任；另一方面，他和妻子之间也还夹杂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索想。面对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到底该怎样做呢？为人处世本就有点优柔寡断的索远，一时之间便茫然无措起来：“面对这情形，索远该怎么办呢？他也感到茫无头绪。他在感情上，心理上，生理上都觉得离不开麻丽，他迷恋她，甚至还有些依赖她。可他的妻子女儿来到了身旁，她们和他天天生活在一起，她们仍视他为好丈夫，好爸爸，她们还啥都不知，啥都蒙在鼓里。他也不想伤害她们，她们是无辜的呀！她们是善良人。”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承认，叶辛这部《问世间情》最具人性深度处，也正体现在他对于男主人公索远面对着但平平与麻丽实在左右为难无法做出取舍的内心纠结状态的精准呈现上。索远这一方面的首鼠两端，甚至表现在他如此一种男权色彩相当浓重的想法上：“索远现在晓得电视剧里那些男人为什么要讨几个老婆了，生活中那些发了财的人为什么要有‘二奶’‘三奶’了。原来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她们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男人割舍不下的地方。”“两个女人，他一个也放不下，一个也不可能剔除他的生活圈子。”叶辛是一位特别擅长于感情熏染的作家，他对于索远情感纠结浓墨重彩式的艺术表现，的确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或许正与叶辛的善于感情熏染有关，他居然把自己这部旨在透视表现打工者群体中“临时夫妻”现象的长篇小说，干脆就命名为“问世间情”。一看到这个题目，相信很多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千古名句来。而叶辛的命名动机，很显然也正在于此。但是，在充分肯定叶辛《问世间情》在情感描写上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却也不能不指出作家艺术想象过程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小说标题的择定。尽管作家在标题的设定上肯定煞费了一番苦心，但就我个人的艺术直觉而言，这个标题实在算不上恰切精准，甚至还多少显得有点饶舌。虽然关于小说标题并无一定之规，但这个“问世间情”却怎么着都感觉不太像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问题之二，则是在一些具体词语的运用上，存在着若干不当之处。比如，在第189页，有过这样一段话：“这话有点醋意，也有些刺人。索远没答她的话，收拾起餐盘，离座走开了。他后背上像长着眼睛般，感觉得到，麻丽始终抬起头，盯着他的背影。他甚至想象得出她不悦的脸色。”这段话中，“麻丽始终抬起头”中的“始终”或者“抬起头”使用不当。要么，是“麻丽始终抬着头”，要么是“麻丽很快抬起头”，反正在这个语境中，“始终”与“抬起头”是不能够搭配在一起使用的。再比如，第195页，麻丽向索远讲述自己当年经历过的凄惨故事：“他那儿子是个瘸子，比我哥哥年纪还大，远远近近的姑娘，谁都知道他有残疾，不肯嫁给他。”这里“知道”一词的运用，也有不确之处。副乡长的儿子是瘸子，肯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知道”一词，就不如换作“因为”一词，方才更加贴合语境的需求。
倘说以上两点均属于细枝末节，多少带有一点求全责备的意思，那么，叶辛此作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恐怕却突出地表现为作家在艺术想象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情理失衡现象。这里所谓“情理失衡”，与艺术想象中感性与理性所发生的作用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过程。具体来说，感性因素，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作家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里，叶辛对于索远与麻丽这对“临时夫妻”之间复杂情感纠结的表现，尤其是对于索远情感矛盾的精准捕捉与呈示，都可以说是他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感性因素重要的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忽视作家的艺术理性在创作过程中所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成熟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皆是创作主体艺术感觉与艺术理性有机结合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假若说叶辛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中有着较为精彩的表现，那么，其艺术理性的表现恐怕就显得不那么能够差强人意了。具而言之，叶辛艺术理性表现的不足，大约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其一，是若干故事情节设定的说服力不够充分。比如，但平平携带索想的突然现身于大上海。关于她们母女俩没有打任何招呼，就出现在毫无精神准备的索远面前，作家给出的理由是郑村贫穷，没有电话可以打给索远以事先通气。尽管叶辛的这种设定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也能够获得相应的事实支撑，但在我的理解中，在一个资讯已经如此发达的时代，作家剥夺但平平使用手机的理由不管怎么说都是极不充分的。无论如何，在动身出发去往上海投奔丈夫索远之前，信息的沟通是必须的，退一万步说，但平平也可以借个手机与索远进行信息沟通。也正因此，在我看来，叶辛为了制造但平平母女突然现身上海的戏剧性效果而进行的这种艺术设定，其实是艺术上的一个败笔。
但相比较而言，更加值得我们特别提出与叶辛进行商榷的一个关键性故事情节，却是关于麻丽最后被杀的艺术设计。眼看着优柔寡断的索远，徘徊于但平平和麻丽之间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在作家实在不愿意让索远成为一位缺少责任感的男人如此一种潜在写作动机的驱使下，他就只能够让麻丽意外身亡了。麻丽一死，索远的情感纠结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就可以摆脱心理负担，坦然地回归到但平平身边，成功地恢复自己称职丈夫与理想父亲合一的形象。只不过，叶辛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对于麻丽而言，实在难言公平。倒也不是说如同麻丽这样的被杀缺乏事实支撑，而是说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背后，实际上潜隐着一种恐怕连叶辛自己都轻易察觉不到的男权意识。细察麻丽生平，即不难断定，她实质上是一位长期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初中毕业后，好学的麻丽本来已经考上高中，但却因家庭突然发生的变故而被迫弃学。弃学不说，为了保住哥哥的婚事，年仅17岁的她还被迫嫁给了副乡长家的瘸儿子。婚后，又因为没能很快怀上孩子而屡受不良丈夫的残忍家暴。忍无可忍的麻丽，只好择机从家中逃出，先后远赴深圳、海南，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好不容易才挣脱了这桩不合理婚姻的枷锁，却又在深圳不幸惨遭暴徒强奸。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彭筑的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备受生活摧残的年轻女性，面对来自于彭筑的关心与安慰，自然别无选择。与彭筑结合后，麻丽便跟随着彭筑一起来到上海并进入广惠厂打工。进入广惠厂，就遇上了索远，随之也就进一步有了《问世间情》中主体故事的发生。这样看来，麻丽一生中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时光，也仅仅只是和索远成为“临时夫妻”的那三年。此外的大部分时间，麻丽实际上都处于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状态之中。但即使是麻丽自己，也都料想不到，彭筑居然会是一个如此品行无端的男人。到最后，残忍至极地剥夺了自己生命的，竟然会是彭筑本人。但请注意，彭筑伤天害理行为的幕后设定者，却又是作家叶辛。只有叶辛，才能够从根本上操纵控制笔下人物的命运走向。在我看来，叶辛关于麻丽之死的设定，一方面使得小说中的尖锐矛盾被轻易化解，另一方面则可以看作是对于麻丽这位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再一次深度伤害。因为在作家的潜意识深处，此种设定甚至代表着来自于男权心理的惩罚机制。在这个意义层面上，麻丽这一形象，完全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已然成为一种文学原型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方面为了有效化解小说矛盾，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索远形象的正面性，叶辛只好狠狠心，让实际上早已备受摧残的麻丽，又一次逃无可逃地成为男权意识的祭品。 其二，则是关于所谓“新上海人”文化想象的合理与可能性问题。叶辛《问世间情》这一文本，借助于“临时夫妻”现象的透视表现，最终试图抵达终极目的地，其实就是完成一种关于“新上海人”的文化想象。那么，究竟何为“新上海人”呢？小说中，借助于广惠厂的范总之口，作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进上海来‘讨生活’，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已经从向往上海生活，过渡到希望享受上海生活。他们不想赚了钱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去，大多数人是想永远留在上海，做一个新上海人，跟所有体面的上海人一样，尽享上海生活的一切便利、舒适、安定。”这也即是说，在叶辛的理解中，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大上海的打工者，已经到了能够落足上海，融入上海，并且实现身份转换，成为“新上海人”的地步了。很显然，正是在如此一种在我看来充满浪漫化色彩的文化想象理念的支撑下，叶辛的《问世间情》中所活跃着的打工者，除了彭筑这样极少数败类之外，基本上全都是“新上海人”的形象。广惠厂的范总如此，索远与索英兄妹如此（尤其是索远的妹妹，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家政服务员，而且进入上海的时间要明显晚于其兄索远，但她却很快就后来者居上，成为了一位颇有些神通广大的“新上海人”），于美玉与雷巧女如此，即使是那位从遥远的郑村刚刚来到上海的但平平，虽然时间极短，但却很快就如鱼得水般地融入了“新上海人”的生活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整个上海面对着这些大量拥入的“新上海人”，表现出的竟然也都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宽容接纳姿态。仿佛在这个过程中，就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文化与地缘冲突一样。我不知道叶辛上述种种关于“新上海人”的描写，到底有着多大意义层面上的社会调查做支撑，也或许是与我个人的视野有限观念过于老化有关，反正在我的理解中，虽然在来势凶猛的城镇化浪潮席卷下，广大打工者由乡村而进入城市，恐怕是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同叶辛所描写展示的这样顺利、和谐。究其实质，这一过程，是一种充满着痛苦的社会裂变过程。其中，无可避免地会有诸多人生与人性的悲剧生成。但所有的这一切，在叶辛的这部《问世间情》中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表现。除了麻丽之死这样一出带有很大偶然性的他杀事件之外，弥漫于整部小说文本之中的，都是一种对于“新上海人”充满着浪漫色彩的乐观主义文化想象。似乎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明显受控于这种文化想象的缘故，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性思考表现力度，自然也就呈现为匮乏状态。从创作规律上说，所有这一切不足，皆源于叶辛小说写作过程中艺术理性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样看来，在此后的小说写作过程中，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艺术理性能力，以充分实现艺术想象中的情理平衡，就是叶辛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占据着叶辛《问世间情》这一小说文本中心位置的一对“临时夫妻”是索远和麻丽：“索远和麻丽同在一个叫广惠的电器厂里干活，索远是车间里的领班，老板给他的定位是半脱产干部，但得负责分厂整条流水线上的质量；麻丽是流水线上的检测工，前头的剥线、打铆钉各道工序干完了，她得拿起代表正负极的两头插上检测仪瞅一下，合格的就放心，不合格的就丢一边筐里，活不重，比起家乡的农活来，轻巧得多了。”关键在于，索远与麻丽都是单身一人在上海打工。索远的妻子但平平带着女儿索想，生活在遥远的乡下郑村，“和他的父母相依为命地守着郑村的几亩田土度日。”麻丽的丈夫彭筑是一个建房的包工头，四处奔波着修房盖屋，他们的儿子彭飞在家乡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麻丽和他只是在过年回家时，才团聚几天。”既然都是单独一人，而且都是正当龄的热血青壮年，更何况在日常的打工生活中彼此留给对方的感觉印象都非常好，所以，他们俩成为“临时夫妻”搭伴过日子，自然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一起组成“临时夫妻”三年来，索远与麻丽的共同生活过得可谓顺风顺水。房租分配得当，家务各有承担，饮食尽可能照顾各自的胃口，各自家庭问题的处置上充分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不仅久违了的性生活十分和谐，而且感情生活也格外融洽美满。然而，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如此一种幸福生活氛围环绕中的索远和麻丽，根本就无法料想到，他们这种顺风顺水的“临时夫妻”生活的平静只不过仅仅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就会因为索远妻子但平平与女儿索想没有任何前兆的突然到来而被彻底打破。问题是，长期生活在郑村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但平平，何以会携带着幼女突然现身上海呢？原来是家乡郑村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巨大洪灾。如同巨龙般翻滚而来的滔滔洪流，不仅无情地吞噬了村民们赖以栖身的房屋，而且还吞噬了几十条鲜活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索远年迈体弱的父母。房屋没了，公婆走了，孤身一人的但平平只能带着幼女千里迢迢前去投奔远在大上海打工的丈夫索远。因为事先没有通气，所以，她们母女俩的突然现身才会让索远倍感措手不及。
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正是但平平母女的突然出现，方才彻底打破了索远与麻丽这一对“临时夫妻”之间本来就既脆弱又微妙的情感平衡。三年来，索远与麻丽一直以夫妻的名义活动于出租房周围的邻居面前。现在，但平平母女出现了，麻丽被迫搬走了，索远自己又该怎样面对并向周围邻居解释这一切呢？关键的问题是，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但平平母女现身不久，本来应该待在银川的彭筑，也意外地出现在了上海。意外现身的彭筑，不仅口口声声强调自己已经调查清楚了索远与麻丽之间不正常的“临时夫妻”关系，而且还坚持面见给自己戴上绿帽子的索远，在披露麻丽若干隐秘往事的同时，与索远正式摊牌，摆出了一副要和麻丽坚决离婚的架势。就这样，索远与麻丽这一对“临时夫妻”双方配偶的同时出现，迅速地使得本来还算得上风平浪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起来，置身于矛盾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双方，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应该如何做出情感抉择的问题。倘若说因为彭筑一向的品行不端，除了牵系着唯一的儿子彭飞之外，麻丽的情感天秤本能地倾向于真正情投意合的索远，希望能够早日挣脱上一段婚姻的困扰，与索远在一起过上真正的夫妻生活的话，那么，索远要想做出自己的情感抉择，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一边是毫无过错的结发妻子但平平，另一边是情意缠绵的情感知己麻丽，索远一时陷入了极端矛盾的犹豫不决状态之中而难以自拔：“就在这一瞬间，索远陡然明白了，麻丽和但平平是不同的，但平平绝不可能像麻丽一样给他性，给他一种男人的满足感……和麻丽就不同了，和麻丽在一起，他感觉到一股冲动，一种享受和陶醉，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和幸福，一种心心相印的感情也在这期间不知不觉地油然而生。”“但平平的忽然到来，麻丽慌忙中离开了他的生活，他感到的不习惯，情绪上的不适，他的不舍和依恋，他时时刻刻对她的思念，全在于此。而对结发的妻子但平平，除了最早离开郑村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不适应，他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和麻丽形成了临时夫妻关系，对于但平平他几乎已经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只在每个月发工资后汇款时，他才想到但平平。但那多半也只是对于父母、对于女儿索想、对于结发之妻的责任感而已。”很显然，如果仅仅从情感的角度来考量，索远的天秤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在一起有强烈知己感觉的麻丽。问题在于，一方面结发妻子但平平不仅毫无过错，而且还一直替代他在家乡郑村履行着对于父母的赡养责任；另一方面，他和妻子之间也还夹杂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索想。面对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到底该怎样做呢？为人处世本就有点优柔寡断的索远，一时之间便茫然无措起来：“面对这情形，索远该怎么办呢？他也感到茫无头绪。他在感情上，心理上，生理上都觉得离不开麻丽，他迷恋她，甚至还有些依赖她。可他的妻子女儿来到了身旁，她们和他天天生活在一起，她们仍视他为好丈夫，好爸爸，她们还啥都不知，啥都蒙在鼓里。他也不想伤害她们，她们是无辜的呀！她们是善良人。”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承认，叶辛这部《问世间情》最具人性深度处，也正体现在他对于男主人公索远面对着但平平与麻丽实在左右为难无法做出取舍的内心纠结状态的精准呈现上。索远这一方面的首鼠两端，甚至表现在他如此一种男权色彩相当浓重的想法上：“索远现在晓得电视剧里那些男人为什么要讨几个老婆了，生活中那些发了财的人为什么要有‘二奶’‘三奶’了。原来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她们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男人割舍不下的地方。”“两个女人，他一个也放不下，一个也不可能剔除他的生活圈子。”叶辛是一位特别擅长于感情熏染的作家，他对于索远情感纠结浓墨重彩式的艺术表现，的确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或许正与叶辛的善于感情熏染有关，他居然把自己这部旨在透视表现打工者群体中“临时夫妻”现象的长篇小说，干脆就命名为“问世间情”。一看到这个题目，相信很多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千古名句来。而叶辛的命名动机，很显然也正在于此。但是，在充分肯定叶辛《问世间情》在情感描写上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却也不能不指出作家艺术想象过程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小说标题的择定。尽管作家在标题的设定上肯定煞费了一番苦心，但就我个人的艺术直觉而言，这个标题实在算不上恰切精准，甚至还多少显得有点饶舌。虽然关于小说标题并无一定之规，但这个“问世间情”却怎么着都感觉不太像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问题之二，则是在一些具体词语的运用上，存在着若干不当之处。比如，在第189页，有过这样一段话：“这话有点醋意，也有些刺人。索远没答她的话，收拾起餐盘，离座走开了。他后背上像长着眼睛般，感觉得到，麻丽始终抬起头，盯着他的背影。他甚至想象得出她不悦的脸色。”这段话中，“麻丽始终抬起头”中的“始终”或者“抬起头”使用不当。要么，是“麻丽始终抬着头”，要么是“麻丽很快抬起头”，反正在这个语境中，“始终”与“抬起头”是不能够搭配在一起使用的。再比如，第195页，麻丽向索远讲述自己当年经历过的凄惨故事：“他那儿子是个瘸子，比我哥哥年纪还大，远远近近的姑娘，谁都知道他有残疾，不肯嫁给他。”这里“知道”一词的运用，也有不确之处。副乡长的儿子是瘸子，肯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知道”一词，就不如换作“因为”一词，方才更加贴合语境的需求。
倘说以上两点均属于细枝末节，多少带有一点求全责备的意思，那么，叶辛此作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恐怕却突出地表现为作家在艺术想象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情理失衡现象。这里所谓“情理失衡”，与艺术想象中感性与理性所发生的作用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过程。具体来说，感性因素，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作家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里，叶辛对于索远与麻丽这对“临时夫妻”之间复杂情感纠结的表现，尤其是对于索远情感矛盾的精准捕捉与呈示，都可以说是他意识世界中的感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感性因素重要的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忽视作家的艺术理性在创作过程中所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成熟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皆是创作主体艺术感觉与艺术理性有机结合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假若说叶辛的艺术感觉在《问世间情》中有着较为精彩的表现，那么，其艺术理性的表现恐怕就显得不那么能够差强人意了。具而言之，叶辛艺术理性表现的不足，大约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其一，是若干故事情节设定的说服力不够充分。比如，但平平携带索想的突然现身于大上海。关于她们母女俩没有打任何招呼，就出现在毫无精神准备的索远面前，作家给出的理由是郑村贫穷，没有电话可以打给索远以事先通气。尽管叶辛的这种设定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也能够获得相应的事实支撑，但在我的理解中，在一个资讯已经如此发达的时代，作家剥夺但平平使用手机的理由不管怎么说都是极不充分的。无论如何，在动身出发去往上海投奔丈夫索远之前，信息的沟通是必须的，退一万步说，但平平也可以借个手机与索远进行信息沟通。也正因此，在我看来，叶辛为了制造但平平母女突然现身上海的戏剧性效果而进行的这种艺术设定，其实是艺术上的一个败笔。
但相比较而言，更加值得我们特别提出与叶辛进行商榷的一个关键性故事情节，却是关于麻丽最后被杀的艺术设计。眼看着优柔寡断的索远，徘徊于但平平和麻丽之间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在作家实在不愿意让索远成为一位缺少责任感的男人如此一种潜在写作动机的驱使下，他就只能够让麻丽意外身亡了。麻丽一死，索远的情感纠结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就可以摆脱心理负担，坦然地回归到但平平身边，成功地恢复自己称职丈夫与理想父亲合一的形象。只不过，叶辛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对于麻丽而言，实在难言公平。倒也不是说如同麻丽这样的被杀缺乏事实支撑，而是说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背后，实际上潜隐着一种恐怕连叶辛自己都轻易察觉不到的男权意识。细察麻丽生平，即不难断定，她实质上是一位长期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初中毕业后，好学的麻丽本来已经考上高中，但却因家庭突然发生的变故而被迫弃学。弃学不说，为了保住哥哥的婚事，年仅17岁的她还被迫嫁给了副乡长家的瘸儿子。婚后，又因为没能很快怀上孩子而屡受不良丈夫的残忍家暴。忍无可忍的麻丽，只好择机从家中逃出，先后远赴深圳、海南，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好不容易才挣脱了这桩不合理婚姻的枷锁，却又在深圳不幸惨遭暴徒强奸。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彭筑的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备受生活摧残的年轻女性，面对来自于彭筑的关心与安慰，自然别无选择。与彭筑结合后，麻丽便跟随着彭筑一起来到上海并进入广惠厂打工。进入广惠厂，就遇上了索远，随之也就进一步有了《问世间情》中主体故事的发生。这样看来，麻丽一生中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时光，也仅仅只是和索远成为“临时夫妻”的那三年。此外的大部分时间，麻丽实际上都处于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状态之中。但即使是麻丽自己，也都料想不到，彭筑居然会是一个如此品行无端的男人。到最后，残忍至极地剥夺了自己生命的，竟然会是彭筑本人。但请注意，彭筑伤天害理行为的幕后设定者，却又是作家叶辛。只有叶辛，才能够从根本上操纵控制笔下人物的命运走向。在我看来，叶辛关于麻丽之死的设定，一方面使得小说中的尖锐矛盾被轻易化解，另一方面则可以看作是对于麻丽这位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再一次深度伤害。因为在作家的潜意识深处，此种设定甚至代表着来自于男权心理的惩罚机制。在这个意义层面上，麻丽这一形象，完全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已然成为一种文学原型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方面为了有效化解小说矛盾，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索远形象的正面性，叶辛只好狠狠心，让实际上早已备受摧残的麻丽，又一次逃无可逃地成为男权意识的祭品。 其二，则是关于所谓“新上海人”文化想象的合理与可能性问题。叶辛《问世间情》这一文本，借助于“临时夫妻”现象的透视表现，最终试图抵达终极目的地，其实就是完成一种关于“新上海人”的文化想象。那么，究竟何为“新上海人”呢？小说中，借助于广惠厂的范总之口，作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进上海来‘讨生活’，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已经从向往上海生活，过渡到希望享受上海生活。他们不想赚了钱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去，大多数人是想永远留在上海，做一个新上海人，跟所有体面的上海人一样，尽享上海生活的一切便利、舒适、安定。”这也即是说，在叶辛的理解中，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大上海的打工者，已经到了能够落足上海，融入上海，并且实现身份转换，成为“新上海人”的地步了。很显然，正是在如此一种在我看来充满浪漫化色彩的文化想象理念的支撑下，叶辛的《问世间情》中所活跃着的打工者，除了彭筑这样极少数败类之外，基本上全都是“新上海人”的形象。广惠厂的范总如此，索远与索英兄妹如此（尤其是索远的妹妹，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家政服务员，而且进入上海的时间要明显晚于其兄索远，但她却很快就后来者居上，成为了一位颇有些神通广大的“新上海人”），于美玉与雷巧女如此，即使是那位从遥远的郑村刚刚来到上海的但平平，虽然时间极短，但却很快就如鱼得水般地融入了“新上海人”的生活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整个上海面对着这些大量拥入的“新上海人”，表现出的竟然也都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宽容接纳姿态。仿佛在这个过程中，就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文化与地缘冲突一样。我不知道叶辛上述种种关于“新上海人”的描写，到底有着多大意义层面上的社会调查做支撑，也或许是与我个人的视野有限观念过于老化有关，反正在我的理解中，虽然在来势凶猛的城镇化浪潮席卷下，广大打工者由乡村而进入城市，恐怕是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同叶辛所描写展示的这样顺利、和谐。究其实质，这一过程，是一种充满着痛苦的社会裂变过程。其中，无可避免地会有诸多人生与人性的悲剧生成。但所有的这一切，在叶辛的这部《问世间情》中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表现。除了麻丽之死这样一出带有很大偶然性的他杀事件之外，弥漫于整部小说文本之中的，都是一种对于“新上海人”充满着浪漫色彩的乐观主义文化想象。似乎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明显受控于这种文化想象的缘故，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性思考表现力度，自然也就呈现为匮乏状态。从创作规律上说，所有这一切不足，皆源于叶辛小说写作过程中艺术理性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样看来，在此后的小说写作过程中，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艺术理性能力，以充分实现艺术想象中的情理平衡，就是叶辛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