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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读者正远离文学经典，不仅是社会上的一般读者，即使是高校学生这一本来应该是和文学经典最亲近的、最密切相关的群体，与文学经典也渐行渐远。
人们疏离文学经典，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出自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认为经典是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的高大上作品，经典高高在上，与大众不亲，与现实生活有距离，这是我与读者交流时经常听到的不读文学经典的原因。
其实，对文学经典的此种认识，完全是一种误解。经典作为人类文化产品的精华，其内容自然是博大精深的，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获得了历代民众的承认，尤其在现代社会，大众读者应该是经典的主要受众。换句话说，在现代，未能获得最大读者群的作品，很难成为经典。而经典能够获得最大的读者群，即在于它是贴近大众的作品。因此百姓也可以这样说，经典是我们的经典。
大众的立场
在历史上，经典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包括普通百姓的欢迎，首先在于经典作家的写作立场，往往不在少数的上流社会，而在普通的百姓。
后现代主义反对经典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经典的形成带有太多的权力色彩，在传统的经典作家中，很少有女性的、非白人的和出身下层的作家。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汤姆·莱恩达尔所言：“简而言之，传统经典反映白种人的、资产阶级男性的价值观和偏见，忽视了非主流文化、非强势种族、弱势群体及女性的文学成就。”但仅仅以性别、人种和出身地位来判断经典作品的内容及其价值，是否合理呢？更具体说，作者的立场和作品价值观完全由其身份所决定的吗？分析传世的经典，可以得出结论：并非如此。事实情况是，出身贵族的经典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站在百姓的立场来写作，其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受百姓欢迎的经典。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可知其出身并不是平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极为同情地描写了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尔达在封建专制下所受到的迫害。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他先是喜爱爱斯梅拉尔达，后又转为憎恨，对爱斯梅拉尔达实施迫害；而面目丑陋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则心地善良，为了救爱斯梅拉尔达而丧生。小说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善良友爱。《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是农民出身的工人，他心地善良，帮助姐姐养活七个孩子，因为饥饿难耐偷了块面包而被判苦役。出狱后，他改名换姓，经营工业，促进了小城的繁荣，因此赢得人们的信任，当上市长。但是，为了解救被误认的无辜者，冉·阿让毅然自首，再度入狱。不过，为了实现自己对被遗弃而死于贫困的女工芳蒂娜的诺言，他又逃离监狱，收养了芳蒂娜的女儿珂赛特，隐居巴黎。珂赛特长大后与马里尤斯相爱。马里尤斯参加1832年6月5日的起义，起义失败时身负重伤，被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救出。长期追捕冉·阿让的警长雅韦尔面对冉·阿让多年舍己为人的人格力量，最终精神发生崩溃。《悲惨世界》整部小说主要表现了贫穷人民的悲惨的命运，揭示了社会制度的不公。可见雨果的出身并没有决定他的書写立场，他把其作品的主要笔墨放在了城市的底层人物身上，把其同情心也放在了他们身上，写出他们的悲惨的命运，社会对他们的不公，也写出了他们人性的善良伟大。
19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的作家，自幼接受的是典型的贵族教育。他的经典之作《安娜·卡列尼娜》表面看来写的是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然而列夫·托尔斯泰却以极为复杂的心情塑造了一个贵族阶级家庭的已婚女性，表现了她们婚姻的不幸和无力战胜传统道德的悲剧。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虚伪而冷酷的道德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作者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人物形象命运的思考，已经背离了当时贵族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他对贵族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
其实，在中国，最有说服力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曹雪芹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男权主义的立场。在这部经典中，作者把他反抗传统的理想寄予女性，借贾宝玉之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皆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的惊人之语，即认为男人都是世上的污秽浊臭之物，而女人才是钟天地之灵秀的美好生命。在此种观念之下，曹雪芹塑造出一大批或寄托了理想、或寄予同情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的少女，无论是贾家的小姐黛玉、宝钗、史湘云、妙玉，还是作为奴婢的袭人、晴雯、紫鹃等等，都成为宝玉美好生命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曹雪芹倾注心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既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美好生命的赞美，同时亦表达出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生悲剧的愤懑与同情。二是突破了作者贵族的身份立场。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女奴形象中，可以看出，曹雪芹不仅在男权社会中把女性作为人，甚至优于男人的人；而且在贵贱分明的阶级社会中，把奴婢也看做人。《红楼梦》既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全为贾府中的小姐太太们，如林黛玉、薛宝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王熙凤、史湘云、秦可卿、妙玉、巧姐和李纨；在副册中，身为女奴的晴雯和袭人就厕身其中。这一安排说明，在曹雪芹的心中，晴雯和袭人等丫鬟们，也是水做的骨肉，也是天地间灵秀之气。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奴婢虽然出身低贱，但是却有为人的尊严，如晴雯的任性使气，鸳鸯的誓死捍卫个人尊严。从作品中贾宝玉对待丫鬟们的小伙伴儿态度，亦可解读作者对待奴婢的平等心理。因此曹雪芹对待贾府的丫鬟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作者出于同情怜惜之心，还有对于这些出身卑贱者作为人、作为女人的尊重。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说：“作者从各方面表现出宝玉是一个反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同情被迫害者、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人物典型。他对于丫鬟们、学戏的女孩们和其他受迫害的女子，不采取主子对奴才的态度，而且经常深切地给予同情、关切和支持。王夫人迫害晴雯致死，他写出悲愤的祭文，这是突出的表现之一。平常他和一般小厮们相处，也不意识到自己的主子地位。从这上面，反映出他对于人压迫人的等级观念是反对的。通过他和黛玉争取自由恋爱的斗争以及同情别人的自由恋爱的态度，通过他对于姐姐入宫、对迎春被丈夫虐待而死、对探春远嫁等所取的态度，表现出他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他衷心赞美少女的纯洁天真的品质，反对男权摧残妇女，表现出他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讨论晴雯时写道：“《红楼梦》作者对于凤姐、宝钗、探春、平儿、袭人是采取政治史的写法，而对于黛玉、晴雯、司棋、芳官、尤三姐，却是几首极哀艳的诗篇。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偏爱的人物，往往禁抑不住主观情感之汹涌，不期然而流入吟咏式的抒写，使得读者也跟着他歌唱，跟着他歌哭，不能冷静旁观。”“对于丫鬟晴雯优美的性格、强烈的反抗、惨痛的牺牲，作者的笔端，就随时充满了欣赏、抚爱、忿怒和痛惜之情。” 关心大众的情怀
称经典是大众的经典，还在于经典内容取向。经典对百姓多怀悲悯之心，关心百姓的生存，其作品充满拯世济人的情怀。此处，我只想以孟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儒家的经典作家孟子一生怀抱平治天下之志，且自负救治天下非其莫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的志向，不仅仅是一个诸侯小国，而是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太平。在《孟子》一书中，孟子着意描述的圣人贤者，都具有以救世济民为己任的品格。《孟子·万章上》 说商时大臣伊尹，当其未仕时，种地于有莘国而乐尧舜之道。汤王数聘之，乃幡然改变态度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欣然接受了汤王聘请。孟子为此感慨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同样的言论亦见于《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在孟子看来，禹、稷出来辅佐尧帝治水，教民耕稼，并非为了食禄以养妻子的一己之利，完全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天下百姓皆得其所哉的责任，一种若天下不治、民不得其所而自己就有沉重负罪感的责任。其实这也正是孟子的夫子之道。很显然，孟子在描述先贤的事迹时都赋予了个人的色彩，写先贤，也是在写自己兼济天下、救民于水火的胸襟。
《孟子》就是体现了这位经典作家救世治平思想的书。如《史记》所言，孟子处于战国中期，各诸侯国轻儒尚法，互相攻伐，民陷水火之中。此书提出诸多救世救民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王道、仁政与民本思想。而救民既是其著书的出发点，亦是其推行王道与仁政的落脚点。
同孔子一样，孟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推行他的王道与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天下得失成败，皆源于是否施行了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不施仁政，天子不能保四海，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保宗庙，士庶不能保一己之命。“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同上）尧舜治理天下，靠的就是仁政。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齐国政治时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为什么要急于推行仁政？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就在于人民受暴政的统治已久，受折磨的程度亦前所未有，人民盼望仁政，犹盼解其倒悬。他急于向统治者推行仁政，就是为了使人民“被其泽”，被仁政之泽。
孟子仁政的主要内涵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书中，这一最有价值的思想，突出表现出孟子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悲悯情怀。孟子认为，对于君主，只有上天与人民都接受了他的政治，方为把政权授予了他：“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在于上天是否接受了它的祭祀，还在于百姓是否接受了它的統治。“但是‘天’不能直接表示是否接受这个推荐；这就要看老百姓是不是拥护他，归顺他。如果老百姓拥护他，这就意味着‘天’接受了这个推荐。‘天与’是以‘人归’决定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人归’代替了‘天与’，以民意代替了天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全集》第八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这是对“君权神授”思想的重要反拨。由此，孟子得出结论，得民方能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而真正获得百姓的支持则在得民心，天下之得与失，系之民心向背。有此思想根基，孟子提出“民事不可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不足为奇。
为了使人民太平，孟子从经济制度到教育，提出一系列主张。在经济上“省刑罚，薄税敛”，使百姓富起来，“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生与死都有保障。孟子认为，一个政权，如果当政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那就等于当政者“率兽而食人”。孟子提出，施政尤其要关注四种穷而无告的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重视百姓的教育。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从得民心的角度看，好的政治不如好的教育。因此百姓生活有了保证，就应开办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自然是要使百姓懂得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促进社会的亲爱和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仁政的思想基础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称不忍人之心，就是对生活在暴政下百姓的同情心，就是对弱者的悲悯心，它既是仁政和民本理念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情感基础。要之，《孟子》论政，反暴政、苛政，倡王道与仁政，仁政之核心归之民本。其主张具有强烈的救民于水火的悲悯情怀和拯世济民的使命感，而这也正是所有经典具备的特征。
书写大众的生活及其关切
在传世的经典之作中，有众多的作品，是以百姓生活作为其表现内容的，这就使经典与民众更加血脉相通。如在中国读者和世界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19世纪英国伟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是位被称为悲悯大师的作家。其作品深切关注下层社会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社会问题，经典之作《雾都孤儿》所描写的就是新救济法下育婴房、贫民习艺所里孩子的悲惨生活。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另一位作家托马斯·哈代的经典《德伯家的苔丝》，也通过苔丝这个人物形象，抨击了社会道德、世道习俗对出身于下层的男女青年善与美的扼杀。《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主角苔丝是一位失身的农家少女，并且杀过人，但是哈代此书的副标题却称其为“纯洁的女人”，其所含之意是意味深长的。苔丝这个美丽纯朴的姑娘，甫一进入社会，就遭到本家恶少亚雷·德伯侮辱，其后又因为新婚之夜向自己所爱之人克莱说了实话而被遗弃，导致她杀死亚雷，被判绞刑。因此，哈代通过这个副标题告诉他的读者：苔丝是无罪的，造成苔丝犯罪的乃是这个社会，苔丝乃是受害者，是社会毁灭了这个美丽的生命；苔丝本是纯洁善良的，她的失身来自外在的恶力，而非自愿，因此是社会邪恶而非苔丝，小说揭露了此一时期社会道德的虚伪以及法律不公，其控诉之意甚明。在我国，经典之作中，此类作品也有很多，如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尤其是现代文学，鲁迅的《祥林嫂》、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写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因而引起百姓的共鸣，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典都一定以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但既是经典，“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有真理性和有效性。”（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8页）经典所写的内容，经典所要探索和解决的多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专制与自由、善与恶，还有个体的生老病死以及爱恨情仇等人生问题等等，自然也是普通百姓所关心的问题。
总之，经典是百姓身边的经典，是贴近百姓生活的经典，解除误解，阅读经典，就一定使它成为我们最有益的朋友。
（摘自1月15日《人民政协报》）
人们疏离文学经典，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出自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认为经典是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的高大上作品，经典高高在上，与大众不亲，与现实生活有距离，这是我与读者交流时经常听到的不读文学经典的原因。
其实，对文学经典的此种认识，完全是一种误解。经典作为人类文化产品的精华，其内容自然是博大精深的，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获得了历代民众的承认，尤其在现代社会，大众读者应该是经典的主要受众。换句话说，在现代，未能获得最大读者群的作品，很难成为经典。而经典能够获得最大的读者群，即在于它是贴近大众的作品。因此百姓也可以这样说，经典是我们的经典。
大众的立场
在历史上，经典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包括普通百姓的欢迎，首先在于经典作家的写作立场，往往不在少数的上流社会，而在普通的百姓。
后现代主义反对经典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经典的形成带有太多的权力色彩，在传统的经典作家中，很少有女性的、非白人的和出身下层的作家。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汤姆·莱恩达尔所言：“简而言之，传统经典反映白种人的、资产阶级男性的价值观和偏见，忽视了非主流文化、非强势种族、弱势群体及女性的文学成就。”但仅仅以性别、人种和出身地位来判断经典作品的内容及其价值，是否合理呢？更具体说，作者的立场和作品价值观完全由其身份所决定的吗？分析传世的经典，可以得出结论：并非如此。事实情况是，出身贵族的经典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站在百姓的立场来写作，其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受百姓欢迎的经典。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可知其出身并不是平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极为同情地描写了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尔达在封建专制下所受到的迫害。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他先是喜爱爱斯梅拉尔达，后又转为憎恨，对爱斯梅拉尔达实施迫害；而面目丑陋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则心地善良，为了救爱斯梅拉尔达而丧生。小说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善良友爱。《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是农民出身的工人，他心地善良，帮助姐姐养活七个孩子，因为饥饿难耐偷了块面包而被判苦役。出狱后，他改名换姓，经营工业，促进了小城的繁荣，因此赢得人们的信任，当上市长。但是，为了解救被误认的无辜者，冉·阿让毅然自首，再度入狱。不过，为了实现自己对被遗弃而死于贫困的女工芳蒂娜的诺言，他又逃离监狱，收养了芳蒂娜的女儿珂赛特，隐居巴黎。珂赛特长大后与马里尤斯相爱。马里尤斯参加1832年6月5日的起义，起义失败时身负重伤，被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救出。长期追捕冉·阿让的警长雅韦尔面对冉·阿让多年舍己为人的人格力量，最终精神发生崩溃。《悲惨世界》整部小说主要表现了贫穷人民的悲惨的命运，揭示了社会制度的不公。可见雨果的出身并没有决定他的書写立场，他把其作品的主要笔墨放在了城市的底层人物身上，把其同情心也放在了他们身上，写出他们的悲惨的命运，社会对他们的不公，也写出了他们人性的善良伟大。
19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的作家，自幼接受的是典型的贵族教育。他的经典之作《安娜·卡列尼娜》表面看来写的是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然而列夫·托尔斯泰却以极为复杂的心情塑造了一个贵族阶级家庭的已婚女性，表现了她们婚姻的不幸和无力战胜传统道德的悲剧。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虚伪而冷酷的道德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作者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人物形象命运的思考，已经背离了当时贵族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他对贵族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
其实，在中国，最有说服力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曹雪芹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男权主义的立场。在这部经典中，作者把他反抗传统的理想寄予女性，借贾宝玉之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皆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的惊人之语，即认为男人都是世上的污秽浊臭之物，而女人才是钟天地之灵秀的美好生命。在此种观念之下，曹雪芹塑造出一大批或寄托了理想、或寄予同情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的少女，无论是贾家的小姐黛玉、宝钗、史湘云、妙玉，还是作为奴婢的袭人、晴雯、紫鹃等等，都成为宝玉美好生命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曹雪芹倾注心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既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美好生命的赞美，同时亦表达出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生悲剧的愤懑与同情。二是突破了作者贵族的身份立场。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女奴形象中，可以看出，曹雪芹不仅在男权社会中把女性作为人，甚至优于男人的人；而且在贵贱分明的阶级社会中，把奴婢也看做人。《红楼梦》既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全为贾府中的小姐太太们，如林黛玉、薛宝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王熙凤、史湘云、秦可卿、妙玉、巧姐和李纨；在副册中，身为女奴的晴雯和袭人就厕身其中。这一安排说明，在曹雪芹的心中，晴雯和袭人等丫鬟们，也是水做的骨肉，也是天地间灵秀之气。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奴婢虽然出身低贱，但是却有为人的尊严，如晴雯的任性使气，鸳鸯的誓死捍卫个人尊严。从作品中贾宝玉对待丫鬟们的小伙伴儿态度，亦可解读作者对待奴婢的平等心理。因此曹雪芹对待贾府的丫鬟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作者出于同情怜惜之心，还有对于这些出身卑贱者作为人、作为女人的尊重。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说：“作者从各方面表现出宝玉是一个反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同情被迫害者、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人物典型。他对于丫鬟们、学戏的女孩们和其他受迫害的女子，不采取主子对奴才的态度，而且经常深切地给予同情、关切和支持。王夫人迫害晴雯致死，他写出悲愤的祭文，这是突出的表现之一。平常他和一般小厮们相处，也不意识到自己的主子地位。从这上面，反映出他对于人压迫人的等级观念是反对的。通过他和黛玉争取自由恋爱的斗争以及同情别人的自由恋爱的态度，通过他对于姐姐入宫、对迎春被丈夫虐待而死、对探春远嫁等所取的态度，表现出他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他衷心赞美少女的纯洁天真的品质，反对男权摧残妇女，表现出他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讨论晴雯时写道：“《红楼梦》作者对于凤姐、宝钗、探春、平儿、袭人是采取政治史的写法，而对于黛玉、晴雯、司棋、芳官、尤三姐，却是几首极哀艳的诗篇。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偏爱的人物，往往禁抑不住主观情感之汹涌，不期然而流入吟咏式的抒写，使得读者也跟着他歌唱，跟着他歌哭，不能冷静旁观。”“对于丫鬟晴雯优美的性格、强烈的反抗、惨痛的牺牲，作者的笔端，就随时充满了欣赏、抚爱、忿怒和痛惜之情。” 关心大众的情怀
称经典是大众的经典，还在于经典内容取向。经典对百姓多怀悲悯之心，关心百姓的生存，其作品充满拯世济人的情怀。此处，我只想以孟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儒家的经典作家孟子一生怀抱平治天下之志，且自负救治天下非其莫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的志向，不仅仅是一个诸侯小国，而是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太平。在《孟子》一书中，孟子着意描述的圣人贤者，都具有以救世济民为己任的品格。《孟子·万章上》 说商时大臣伊尹，当其未仕时，种地于有莘国而乐尧舜之道。汤王数聘之，乃幡然改变态度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欣然接受了汤王聘请。孟子为此感慨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同样的言论亦见于《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在孟子看来，禹、稷出来辅佐尧帝治水，教民耕稼，并非为了食禄以养妻子的一己之利，完全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天下百姓皆得其所哉的责任，一种若天下不治、民不得其所而自己就有沉重负罪感的责任。其实这也正是孟子的夫子之道。很显然，孟子在描述先贤的事迹时都赋予了个人的色彩，写先贤，也是在写自己兼济天下、救民于水火的胸襟。
《孟子》就是体现了这位经典作家救世治平思想的书。如《史记》所言，孟子处于战国中期，各诸侯国轻儒尚法，互相攻伐，民陷水火之中。此书提出诸多救世救民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王道、仁政与民本思想。而救民既是其著书的出发点，亦是其推行王道与仁政的落脚点。
同孔子一样，孟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推行他的王道与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天下得失成败，皆源于是否施行了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不施仁政，天子不能保四海，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保宗庙，士庶不能保一己之命。“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同上）尧舜治理天下，靠的就是仁政。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齐国政治时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为什么要急于推行仁政？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就在于人民受暴政的统治已久，受折磨的程度亦前所未有，人民盼望仁政，犹盼解其倒悬。他急于向统治者推行仁政，就是为了使人民“被其泽”，被仁政之泽。
孟子仁政的主要内涵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书中，这一最有价值的思想，突出表现出孟子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悲悯情怀。孟子认为，对于君主，只有上天与人民都接受了他的政治，方为把政权授予了他：“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在于上天是否接受了它的祭祀，还在于百姓是否接受了它的統治。“但是‘天’不能直接表示是否接受这个推荐；这就要看老百姓是不是拥护他，归顺他。如果老百姓拥护他，这就意味着‘天’接受了这个推荐。‘天与’是以‘人归’决定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人归’代替了‘天与’，以民意代替了天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全集》第八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这是对“君权神授”思想的重要反拨。由此，孟子得出结论，得民方能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而真正获得百姓的支持则在得民心，天下之得与失，系之民心向背。有此思想根基，孟子提出“民事不可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不足为奇。
为了使人民太平，孟子从经济制度到教育，提出一系列主张。在经济上“省刑罚，薄税敛”，使百姓富起来，“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生与死都有保障。孟子认为，一个政权，如果当政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那就等于当政者“率兽而食人”。孟子提出，施政尤其要关注四种穷而无告的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重视百姓的教育。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从得民心的角度看，好的政治不如好的教育。因此百姓生活有了保证，就应开办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自然是要使百姓懂得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促进社会的亲爱和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仁政的思想基础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称不忍人之心，就是对生活在暴政下百姓的同情心，就是对弱者的悲悯心，它既是仁政和民本理念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情感基础。要之，《孟子》论政，反暴政、苛政，倡王道与仁政，仁政之核心归之民本。其主张具有强烈的救民于水火的悲悯情怀和拯世济民的使命感，而这也正是所有经典具备的特征。
书写大众的生活及其关切
在传世的经典之作中，有众多的作品，是以百姓生活作为其表现内容的，这就使经典与民众更加血脉相通。如在中国读者和世界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19世纪英国伟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是位被称为悲悯大师的作家。其作品深切关注下层社会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社会问题，经典之作《雾都孤儿》所描写的就是新救济法下育婴房、贫民习艺所里孩子的悲惨生活。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另一位作家托马斯·哈代的经典《德伯家的苔丝》，也通过苔丝这个人物形象，抨击了社会道德、世道习俗对出身于下层的男女青年善与美的扼杀。《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主角苔丝是一位失身的农家少女，并且杀过人，但是哈代此书的副标题却称其为“纯洁的女人”，其所含之意是意味深长的。苔丝这个美丽纯朴的姑娘，甫一进入社会，就遭到本家恶少亚雷·德伯侮辱，其后又因为新婚之夜向自己所爱之人克莱说了实话而被遗弃，导致她杀死亚雷，被判绞刑。因此，哈代通过这个副标题告诉他的读者：苔丝是无罪的，造成苔丝犯罪的乃是这个社会，苔丝乃是受害者，是社会毁灭了这个美丽的生命；苔丝本是纯洁善良的，她的失身来自外在的恶力，而非自愿，因此是社会邪恶而非苔丝，小说揭露了此一时期社会道德的虚伪以及法律不公，其控诉之意甚明。在我国，经典之作中，此类作品也有很多，如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尤其是现代文学，鲁迅的《祥林嫂》、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写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因而引起百姓的共鸣，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典都一定以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但既是经典，“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有真理性和有效性。”（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8页）经典所写的内容，经典所要探索和解决的多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专制与自由、善与恶，还有个体的生老病死以及爱恨情仇等人生问题等等，自然也是普通百姓所关心的问题。
总之，经典是百姓身边的经典，是贴近百姓生活的经典，解除误解，阅读经典，就一定使它成为我们最有益的朋友。
（摘自1月15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