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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智力的基石，税收作为国家的一种治理工具，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职能的发挥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笔者在深入学习和理解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基础上，结合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税收发展的要求，从八个方面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战略定位进行综合性分析和阐释。
弘扬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具有强制性的体现。它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均须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依据才能进行，即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得课征税收。税收法定主义是规范征纳双方的税收行为、保障税收权利实施和义务承担的法律基础和根本准则。税收法定的含义比较丰富，涉及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税收取之于民，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保证税款征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有效发挥税收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重要作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随着全方位税收法定的落实，纳税人将更多选择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间接推动税收法治化进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税收层面分析，税收法定主义从文本上的确立到实践中的落地无疑要经过一个长跨度的艰难跳跃。税收立法仍然存在著法律供给不足、操作性不强、执行不严等现象。因此，当前落实税收法定主义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规范性文件的法定，严格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提升规范性文件的级次；二是法律责任的法定，严格区分抽象税务行为责任与具体税务行为责任的性质和追究程序，倒逼税收立法质量的提升。
“有法可依”是落实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一步，即要解决税收立法供给问题。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层面只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以及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等4个实体法；我国税收程序法层面只有《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经过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因此，要尽快完善税收实体法，未来开征新的税种必须走法律途径，争取实现一税一法；提高立法质量是落实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二步。要保证税法内容的实质正当性，避免税法理解上的偏差，协调税法间的规范统一和矛盾冲突；第三步是要收回税收立法权，避免税收政策出台的随意性；此外，还要注意提高立法效率，尤其是要提高程序性法律的立法效率，提高立法效率是税收法律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
在税收执法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让税法的规定在实践中得到尊重和奉行，保证已制定的税收法律制度在税收实践中得到贯彻和实施。为此，在税收实践中，必须严格贯彻依法征税原则并予以严格的程序保障。完善执法监督机制，严格执法责任追究。
此外，现阶段随着纳税人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税收司法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还要注意不断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做到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加强税收司法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增强税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工具，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具体税制要素的设计，发挥税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改变纳税人的市场行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凸显了充分发挥税收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性。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能够更好地改变目前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为了实现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政府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调整：
第一，以税收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目前不是需求不足或是没有需求，而是现阶段的供给跟不上人民需求变化的步伐。人民新的各类需求促成了一个个新兴经济业态的诞生，促进了一个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向高质量，高效益，高附加值产业链的转移。但是，这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或成长阶段，迫切需要国家税收政策的鼎力支持。首先，我们要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以影响市场经济中投资、消费、劳动力供给等各类市场行为，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变；其次，在不同产业上，要设立灵活多样的税收激励制度，以加强对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
第二，以税收政策促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一方面可以通过在这些地方设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其余地区投资者的投资创业；另一方面，鼓励本区域人民的创新创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第三，以税收政策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新时代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现阶段政府必须通过直接对初创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大对科技创新人员的税收激励、支持企业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更多地重视企业投资的税收抵免、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企业亏损弥补等税收优惠方式的应用，充分发挥税收支持创新的政策导向效应。
第四，以税收政策促进消费和投融资力度。在促进消费层面，首先要考虑增加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结构。其次，通过降低流转环节的税收，进而降低市场上消费品的消费价格，直接促进居民消费；在促进投融资层面，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资本力量，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第五，以税收政策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税收促进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辩证思维，既要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又要帮助扶持我国本土企业在国外的投资经营，使得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但是，对于企业而言，这一举措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较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背景、人文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政府为“走出去”企业处理好投资经营等方面的税收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我国首先要与沿线国家制定合理明确的国际税收协定，并指导帮助“走出去”企业了解沿线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相关税收协定，为企业解决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和争议提供理论依据。此外，税务部门还应跟进税收征管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证我国税收权益的实现。
弘扬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具有强制性的体现。它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均须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依据才能进行，即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得课征税收。税收法定主义是规范征纳双方的税收行为、保障税收权利实施和义务承担的法律基础和根本准则。税收法定的含义比较丰富，涉及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税收取之于民，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保证税款征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有效发挥税收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重要作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随着全方位税收法定的落实，纳税人将更多选择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间接推动税收法治化进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税收层面分析，税收法定主义从文本上的确立到实践中的落地无疑要经过一个长跨度的艰难跳跃。税收立法仍然存在著法律供给不足、操作性不强、执行不严等现象。因此，当前落实税收法定主义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规范性文件的法定，严格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提升规范性文件的级次；二是法律责任的法定，严格区分抽象税务行为责任与具体税务行为责任的性质和追究程序，倒逼税收立法质量的提升。
“有法可依”是落实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一步，即要解决税收立法供给问题。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层面只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以及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等4个实体法；我国税收程序法层面只有《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经过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因此，要尽快完善税收实体法，未来开征新的税种必须走法律途径，争取实现一税一法；提高立法质量是落实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二步。要保证税法内容的实质正当性，避免税法理解上的偏差，协调税法间的规范统一和矛盾冲突；第三步是要收回税收立法权，避免税收政策出台的随意性；此外，还要注意提高立法效率，尤其是要提高程序性法律的立法效率，提高立法效率是税收法律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
在税收执法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让税法的规定在实践中得到尊重和奉行，保证已制定的税收法律制度在税收实践中得到贯彻和实施。为此，在税收实践中，必须严格贯彻依法征税原则并予以严格的程序保障。完善执法监督机制，严格执法责任追究。
此外，现阶段随着纳税人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税收司法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还要注意不断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做到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加强税收司法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增强税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工具，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具体税制要素的设计，发挥税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改变纳税人的市场行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凸显了充分发挥税收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性。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能够更好地改变目前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为了实现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政府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调整：
第一，以税收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目前不是需求不足或是没有需求，而是现阶段的供给跟不上人民需求变化的步伐。人民新的各类需求促成了一个个新兴经济业态的诞生，促进了一个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向高质量，高效益，高附加值产业链的转移。但是，这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或成长阶段，迫切需要国家税收政策的鼎力支持。首先，我们要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以影响市场经济中投资、消费、劳动力供给等各类市场行为，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变；其次，在不同产业上，要设立灵活多样的税收激励制度，以加强对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
第二，以税收政策促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一方面可以通过在这些地方设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其余地区投资者的投资创业；另一方面，鼓励本区域人民的创新创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第三，以税收政策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新时代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现阶段政府必须通过直接对初创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大对科技创新人员的税收激励、支持企业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更多地重视企业投资的税收抵免、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企业亏损弥补等税收优惠方式的应用，充分发挥税收支持创新的政策导向效应。
第四，以税收政策促进消费和投融资力度。在促进消费层面，首先要考虑增加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结构。其次，通过降低流转环节的税收，进而降低市场上消费品的消费价格，直接促进居民消费；在促进投融资层面，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资本力量，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第五，以税收政策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税收促进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辩证思维，既要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又要帮助扶持我国本土企业在国外的投资经营，使得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但是，对于企业而言，这一举措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较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背景、人文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政府为“走出去”企业处理好投资经营等方面的税收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我国首先要与沿线国家制定合理明确的国际税收协定，并指导帮助“走出去”企业了解沿线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相关税收协定，为企业解决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和争议提供理论依据。此外，税务部门还应跟进税收征管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证我国税收权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