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促织》可以从人界与神界的空间角度进行解析，此二重空间在文本中交替出现，使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对主旨的彰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人界;神界;二重空间;《促织》
《促织》为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的文章，选自《聊斋志异》。作品围绕促织塑造人物、展开情节，对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促织》一文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情节曲折多变，叙事完整。主体故事结束后有作者的一段评论“异史氏曰”。笔者认为如若抛开常规的事物发展顺序，从故事的空间结构进行解读，则小说的批判意义更胜一筹。因此，《促织》可以从人界与神界的空间角度进行解析，此二重空间在文本中交替出现，使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有力彰显了文章主旨。
小说中的二重空间并不是孤立的。人鬼本殊途，人神两相隔，当“人界”里的“官”对百姓欺压至极时，百姓不得不“跨界”，求死而不能的人只能求助于鬼神。神界的出现有效化解了人世间的重重危机。鬼神世界是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蒲松龄用虚笔为读者创造的一重松弛的阅读与想象空间。
《促织》以明朝为背景，其时间、地点、人物皆具体可查。“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邑有成名者。”文中对为何征收促织也做了合理的交代，主人公成名因征促织而陷入生存困境，统治阶级敲骨吸髓，将现实世界中的主人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不终岁，薄产累尽”“忧闷欲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文中“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时”可翻译为“此时、这时”，这就是人神二重空间沟通交融的节点，即成名无路可走之时。为神界代言的驼背巫是二重空间的中介，二重空间借此得以沟通交融。在人与神的初次沟通中，作者对驼背巫进行失语性的刻画，神界的指示“以图纸替代言语”，更具神异色彩。因之神助，按图索骥，而得佳虫。人界因神界的帮助而举家欢喜，与之相对应的“天子——官吏——百姓”这一现实人界空间，则随之而舒缓平和，“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成名的压迫得以解除，成名及家人“大喜，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此文中第一重波澜因有神相助而皆大欢喜，人界与神界的第一次空间转换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能量、极佳的效果。
然而，成名之子毙虫这一偶发事件将趋于平复的现实人界空间再次绷紧。成名之家的生活空间被极度变形、异化，成之子毙虫，惧而求死，这是人界空间被过度压榨的荒谬结果。“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老母尚且恐惧至此，何况孩童。这种恐惧在孩童身上是加倍的，加之他也曾目睹父母为促织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其心更加惶恐无助，所以其反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既而，得其尸于井！”这个情节有着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试想，一个九岁的孩子因为放走了一虫却要经受如此的精神折磨，令其恻怛、痛疾而赴死，孩童尚不能求生，奈何成人？成名“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九岁小儿乃天真懵懂不知世事，见一虫死而知家亡。小儿知投井足见其受迫害之深，其受压榨之切，可见人界的生存空间已扭曲变形，与地狱几无差别。成名之子投井已成绝境，蒲松龄技高一筹，宕开一笔，顺理成章地将成名人生最重要的挚爱之子与救命之虫结为一体，“成之子魂化促织”，再一次勾连起人界与神界的二重空间。
如果成名在驼背巫的指引下得佳虫已显示了神界的强大力量，那么成名之子化虫及后来的斗虫则表现出了极强的传奇色彩。故事发生的现实空间实则是有神界庇佑助推的二重空间。所以魂化促织的行为是现实世界人的期许。此时“虫”的行动是神性的，动机是人性的，人界和神界在此重合，魂化后的促织是虫、是人、又是神。魂化的促织可以主动的投靠成名“跃落衿袖间”，成名“喜而收之”;可以主动与成名交流“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可以主动的献技邀宠“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最终“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献虫成功，神界庇佑的人界皆大欢喜，近乎完美，“不数岁”成名之子魂化的促织实则完成了现实世界成名的所有愿望，此间的神界所助佑的人界则是理想的天堂。
成名之子投井化虫这一部分与求助驼背巫有本质不同。第一次成名之妻求助神界是以驼背巫为媒介的主动行为，是成人自觉为之。成名之子化虫，则无此动因。现实空间在天子及官吏层层盘剥之下，百姓已无丝毫生存空间，其压迫是残酷的，戕害是无情的。成名欲求生而求助于驼背巫终得神界相助，成名之子魂化促织则是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榨之后的被动空间迁移，是惧之极而被迫入神界。
在“宫中——官吏——民间”的人界空间架构中，以成名为代表的百姓生存空间最狭窄而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宫中的天子看似在小说中只占据了极少的比重，但其存在及其贪图享乐是造成百姓生存空间难以运行乃至失衡的根源。各级官吏的盘剥则是人界空间失衡的加速力量。百姓无立锥之地，天子与官吏皆难逃其咎。阶级的不对等是二者空间相差巨大的根源。百姓无力对抗现实中以天子、官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而求助于神。所谓“神”，是人所向往的世界的精神映射，神界即人所憧憬之界。神界能遂人愿而无所不能，也仅仅是“愿望”，是现实中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现实。作者巧妙的设置出“驼背巫”“魂魄化虫”，皆是作者内心愤慨呐喊无助之后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疗愈。神界的存在也为后文“上大嘉悦”、各官受赏、成名富甲一方制造出虚幻的氛围，知其不可而是之，终不可也。如此一来，结尾虽以皆大欢喜的喜剧收场，但读者心中却更添一重悲戚，这比直接的呈现“毁灭”更引人深思。故结尾有“异史氏曰”之评论，跳出想象，直指现实，大声疾呼：“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
《促织》结尾“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更强化了成氏子故事的不可复制性。“独”字则是对前文现实人界与神界的巧妙圆融。一个“独”字既强调了成名故事的不可复制性，在其“虚”上加以落实，又突出了故事存在的合理性，給虚构的故事增强了真实性，目的在“实”。现实社会中的老百姓普遍都遭受着与成氏相同的压榨盘剥，却不能如成氏一般幸运，可以打通人神二重空间，果见“神界”不是人人能求而得之的，普罗大众也只能“贴妇卖儿”苟延残喘。虫命为贵，人命为贱的主旨表达因鬼神的参与而更加离奇多变，作者的叙写也更加的开放自由，在化虫、斗虫部分想象与虚构手法得到了合理而充分的运用。神界相助之下的人界愈舒适、愈完美，读者对此虚构神界的认识愈清楚、愈理性。人界与神界的二重空间不仅增强了文章的奇趣性，更为文章增添了沉重感。
《促织》中人界神界二重空间的构画看似形成一定悖论，却彰显出了文本强大的艺术张力。读者阅读文章，有潜在的接受视野与认知前提，即神界是不存在的，魂化促织更是无稽之谈。基于现实的真实认知与基于文本虚构的艺术情境二者一经交汇就产生了难以言说的震撼。真实的人界并无神明相助，虚构的神界也只能出现于小说之中，作者与读者皆心知肚明。如此一来，面对皆大欢喜的结局，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单纯的喜悦，还有绵绵不断的隐忧。
作者简介：邵萍萍（1987—
关键词：人界;神界;二重空间;《促织》
《促织》为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的文章，选自《聊斋志异》。作品围绕促织塑造人物、展开情节，对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促织》一文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情节曲折多变，叙事完整。主体故事结束后有作者的一段评论“异史氏曰”。笔者认为如若抛开常规的事物发展顺序，从故事的空间结构进行解读，则小说的批判意义更胜一筹。因此，《促织》可以从人界与神界的空间角度进行解析，此二重空间在文本中交替出现，使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有力彰显了文章主旨。
小说中的二重空间并不是孤立的。人鬼本殊途，人神两相隔，当“人界”里的“官”对百姓欺压至极时，百姓不得不“跨界”，求死而不能的人只能求助于鬼神。神界的出现有效化解了人世间的重重危机。鬼神世界是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蒲松龄用虚笔为读者创造的一重松弛的阅读与想象空间。
《促织》以明朝为背景，其时间、地点、人物皆具体可查。“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邑有成名者。”文中对为何征收促织也做了合理的交代，主人公成名因征促织而陷入生存困境，统治阶级敲骨吸髓，将现实世界中的主人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不终岁，薄产累尽”“忧闷欲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文中“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时”可翻译为“此时、这时”，这就是人神二重空间沟通交融的节点，即成名无路可走之时。为神界代言的驼背巫是二重空间的中介，二重空间借此得以沟通交融。在人与神的初次沟通中，作者对驼背巫进行失语性的刻画，神界的指示“以图纸替代言语”，更具神异色彩。因之神助，按图索骥，而得佳虫。人界因神界的帮助而举家欢喜，与之相对应的“天子——官吏——百姓”这一现实人界空间，则随之而舒缓平和，“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成名的压迫得以解除，成名及家人“大喜，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此文中第一重波澜因有神相助而皆大欢喜，人界与神界的第一次空间转换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能量、极佳的效果。
然而，成名之子毙虫这一偶发事件将趋于平复的现实人界空间再次绷紧。成名之家的生活空间被极度变形、异化，成之子毙虫，惧而求死，这是人界空间被过度压榨的荒谬结果。“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老母尚且恐惧至此，何况孩童。这种恐惧在孩童身上是加倍的，加之他也曾目睹父母为促织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其心更加惶恐无助，所以其反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既而，得其尸于井！”这个情节有着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试想，一个九岁的孩子因为放走了一虫却要经受如此的精神折磨，令其恻怛、痛疾而赴死，孩童尚不能求生，奈何成人？成名“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九岁小儿乃天真懵懂不知世事，见一虫死而知家亡。小儿知投井足见其受迫害之深，其受压榨之切，可见人界的生存空间已扭曲变形，与地狱几无差别。成名之子投井已成绝境，蒲松龄技高一筹，宕开一笔，顺理成章地将成名人生最重要的挚爱之子与救命之虫结为一体，“成之子魂化促织”，再一次勾连起人界与神界的二重空间。
如果成名在驼背巫的指引下得佳虫已显示了神界的强大力量，那么成名之子化虫及后来的斗虫则表现出了极强的传奇色彩。故事发生的现实空间实则是有神界庇佑助推的二重空间。所以魂化促织的行为是现实世界人的期许。此时“虫”的行动是神性的，动机是人性的，人界和神界在此重合，魂化后的促织是虫、是人、又是神。魂化的促织可以主动的投靠成名“跃落衿袖间”，成名“喜而收之”;可以主动与成名交流“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可以主动的献技邀宠“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最终“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献虫成功，神界庇佑的人界皆大欢喜，近乎完美，“不数岁”成名之子魂化的促织实则完成了现实世界成名的所有愿望，此间的神界所助佑的人界则是理想的天堂。
成名之子投井化虫这一部分与求助驼背巫有本质不同。第一次成名之妻求助神界是以驼背巫为媒介的主动行为，是成人自觉为之。成名之子化虫，则无此动因。现实空间在天子及官吏层层盘剥之下，百姓已无丝毫生存空间，其压迫是残酷的，戕害是无情的。成名欲求生而求助于驼背巫终得神界相助，成名之子魂化促织则是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榨之后的被动空间迁移，是惧之极而被迫入神界。
在“宫中——官吏——民间”的人界空间架构中，以成名为代表的百姓生存空间最狭窄而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宫中的天子看似在小说中只占据了极少的比重，但其存在及其贪图享乐是造成百姓生存空间难以运行乃至失衡的根源。各级官吏的盘剥则是人界空间失衡的加速力量。百姓无立锥之地，天子与官吏皆难逃其咎。阶级的不对等是二者空间相差巨大的根源。百姓无力对抗现实中以天子、官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而求助于神。所谓“神”，是人所向往的世界的精神映射，神界即人所憧憬之界。神界能遂人愿而无所不能，也仅仅是“愿望”，是现实中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现实。作者巧妙的设置出“驼背巫”“魂魄化虫”，皆是作者内心愤慨呐喊无助之后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疗愈。神界的存在也为后文“上大嘉悦”、各官受赏、成名富甲一方制造出虚幻的氛围，知其不可而是之，终不可也。如此一来，结尾虽以皆大欢喜的喜剧收场，但读者心中却更添一重悲戚，这比直接的呈现“毁灭”更引人深思。故结尾有“异史氏曰”之评论，跳出想象，直指现实，大声疾呼：“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
《促织》结尾“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更强化了成氏子故事的不可复制性。“独”字则是对前文现实人界与神界的巧妙圆融。一个“独”字既强调了成名故事的不可复制性，在其“虚”上加以落实，又突出了故事存在的合理性，給虚构的故事增强了真实性，目的在“实”。现实社会中的老百姓普遍都遭受着与成氏相同的压榨盘剥，却不能如成氏一般幸运，可以打通人神二重空间，果见“神界”不是人人能求而得之的，普罗大众也只能“贴妇卖儿”苟延残喘。虫命为贵，人命为贱的主旨表达因鬼神的参与而更加离奇多变，作者的叙写也更加的开放自由，在化虫、斗虫部分想象与虚构手法得到了合理而充分的运用。神界相助之下的人界愈舒适、愈完美，读者对此虚构神界的认识愈清楚、愈理性。人界与神界的二重空间不仅增强了文章的奇趣性，更为文章增添了沉重感。
《促织》中人界神界二重空间的构画看似形成一定悖论，却彰显出了文本强大的艺术张力。读者阅读文章，有潜在的接受视野与认知前提，即神界是不存在的，魂化促织更是无稽之谈。基于现实的真实认知与基于文本虚构的艺术情境二者一经交汇就产生了难以言说的震撼。真实的人界并无神明相助，虚构的神界也只能出现于小说之中，作者与读者皆心知肚明。如此一来，面对皆大欢喜的结局，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单纯的喜悦，还有绵绵不断的隐忧。
作者简介：邵萍萍（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