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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洛本人和她的画作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魔力,像是株神秘的墨西哥植物,生命力旺盛,所到之处散发香气、伸展藤蔓,把人重重缠绕,让你无处可逃。
在墨西哥,没有任何一位女艺术家可以在名望和成就上与弗里达·卡洛抗衡,她上过《Vogue》巴黎版封面,受到过毕加索的热情款待,她的头像被印在墨西哥 500 比索面值的纸币上。但与其他艺术家热爱“没事找事”和“自找苦吃”以寻求刺激不同,弗里达·卡洛的艺术灵感来源于自身——久病不愈的身躯和勇于实践的内心世界。
弗里达·卡洛的出生证明上写着1907年7月6日(巨蟹座),而她自己则声称她是在1910年7月7日出生。有人猜測这是由于弗里达·卡洛希望自己的诞生日可以与墨西哥革命开始的年份相同,因此她的全部生命轨迹就会完全发生在“新”墨西哥中。
在幼儿时期她便经历了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6岁患小儿麻痹,在当时这是一种常见的重疾。死神没有掠夺弗里达的生命,而是永久性地残害了她的身体,使她左右腿长度不一,行动起来丑陋颠簸,异于常人。从此,弗里达不得不开始穿着长及脚踝的蓬裙,使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日后这身颇具民族特色的装束成为她独具风格的标志之一。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弗里达学会了如何与病痛共生,接受事实并高昂头颅以抵抗外界奇异的眼光。这样做颇有成效,弗里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5岁时,她成为墨西哥预科学校2000多名学生中35名女学生之一。她品尝了初恋的滋味,还遇见了即将改变她生活轨迹,又让她饱尝苦果的男人迭戈·里维拉—— 一位墨西哥国宝级壁画家。
那时,教育部正在推行在学校绘制壁画,迭戈正好接到了国家预科学校的邀请。两人共处在同一空间,这是他们相互折磨和相互爱慕的最开始。当时,弗里达是学校恶作剧团体“卡丘查”的一员,迭戈成为他们戏弄的对象。弗里达常常偷走他的午餐,或者在楼梯上洒肥皂水,隐藏在角落看着这个身怀绝技却异常肥胖的大家伙跌倒在地。
在这种幼稚的游戏之中,弗里达走近了里维拉,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才华。后来,她曾对同学说出豪言壮语,“我的目标是为迭戈·里维拉生一个孩子,有一天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弗里达顺利长到18岁,有过很多快乐的日子,似乎已经逐渐脱离残缺身躯造成的阴影,变成人人都期待交往的那种姑娘。可令人捉摸不透的命运之手又一次翻覆,在她沾沾自喜之时,把她拉回到生不如死的境地。
一天,弗里达与男友乘坐大巴,不幸遭遇严重车祸。男友毫发无伤,而她的身体却接近支离破碎,盆骨损坏,脊椎、锁骨、肋骨断裂,右腿11处粉碎性骨折,一根可怕的金属扶手刺进她的背部,又从腹部而出。弗里达像尸体一样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勉强捡回一条性命。
弗里达则说,在这次事故中,“我失去了童贞。”
在养病期间,为了宽慰女儿,弗里达的父亲给她拿来了纸笔,母亲在她的床头装上了小镜子,从此弗里达开始在石膏上涂满艳丽的颜色,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用画作解剖苦难,开启了走向艺术家的第二人生。
弗里达的艺术生命与痛觉紧密相连,似乎那颗蕴藏神秘力量的种子只有在泪水的浸泡之下才能觉醒爆发。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引发人们热议,浓重的墨西哥自然风情、令人窒息的悲伤、不寻常的粗眉以及迷幻的抽象元素,被评论家们视作“超现实主义”。但弗里达坚持,“我从不描画梦境,我描画的都是我自己的现实。”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可爱,是由无数事故组成,“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另一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1929年,弗里达的画已经小有名气,迭戈慕名而来,她没有放过第二次重逢,决定嫁给这位年长21岁,有过两次婚史,大腹便便的男人。因为身材的巨大差异,俩人站在一起总有些滑稽,他们的结合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大象和鸽子”。
迭戈羡慕甚至崇拜弗里达的绘画天赋,鼓励她继续用画笔探索想象力的边界,同时也给弗里达的画作带来了崭新的主题,有关流产、绝望、万箭穿心的苦楚。
尽管医生早已断言弗里达丧失了生育能力,但她仍试图用意念打败身体与科学,就像曾经无数次创造奇迹一样。可在经历了三次痛苦的流产之后,也只能向命运低头,并由此画出一系列有关生育主题的画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我的出生》,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女人头颅从另外一个被蒙着面的女人的阴道“生出”。多年之后,这幅画被美国流行乐手麦当娜重金买下。
弗里达信仰爱情却被爱情重伤,她最终发现迭戈与妹妹克里斯蒂娜偷情。由此,她画出了《稍稍掐了几下》,画中有一个满身伤口的女人无助地躺在床上,旁边站着一个无动于衷的男人。弗里达不羞于表达痛苦,因为她理解痛苦的力量。
之后,弗里达开始戏仿她的爱人,与日裔雕塑家野口勇、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美国摄影师尼古拉,以及一些女性朋友都发生了暧昧不清的情感。“大象与鸽子”玩着相互伤害的游戏,似乎半真半假地为别人付出情感才能证明彼此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弗里达说,“我生来是个婊子,我生来是个画家。”迭戈说:“性爱不过像是握手。”
1939年,他们决定结束这段相互矛盾的关系,但这场形式主义的离婚不过是场闹剧。1940年,弗里达写信给帮忙照顾前夫的朋友,在信的末尾这样说:“请替我亲吻迭戈,告诉他我爱他胜过自己的生命。”没过几个月,两人复婚。
迭戈于弗里达,是战友,是情人,是坦诚的评论家,是不称职的精神导师,是儿时的一个梦想,注定弗里达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幸福女人,却也因此,最大限度地经历悲剧,拥抱苦楚并表达,使自己鲜血淋漓,作品因此有血有肉。
1941年,弗里达回到母亲的“子宫”——那座她出生时便居住的蓝房子里继续创作。今日,这座沿街而立的矮房子改造成了弗里达博物馆,陈列着她最后的画作《生命万岁》。
弗里达的晚年依然活得纯真热烈。1953年,她右腿的并发症发作,医生做出膝盖以下截肢的决定。她说,“如果我有翅膀,还要腿干什么呢?”同年4月,在墨西哥城现代艺术博物馆,弗里达举办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画展,由于疾病,她只能躺在床上被人抬进展馆。
47岁时,弗里达跌宕起伏的人生终于回归平静。她死于肺病还是自杀,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谜题。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她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再来。”弗里达去世后,迭戈深陷巨大的痛苦之中。三年之后,迭戈去世。
他在自传中如此对她告白:“我想从艺术家的角度去评述她,而不是从丈夫的角度。我钦佩她,她的作品讽刺而柔和,像钢铁一样坚硬,像蝴蝶翅膀一样自由,像微笑一样动人,却也残忍得如同生活的苦难。”
在墨西哥,没有任何一位女艺术家可以在名望和成就上与弗里达·卡洛抗衡,她上过《Vogue》巴黎版封面,受到过毕加索的热情款待,她的头像被印在墨西哥 500 比索面值的纸币上。但与其他艺术家热爱“没事找事”和“自找苦吃”以寻求刺激不同,弗里达·卡洛的艺术灵感来源于自身——久病不愈的身躯和勇于实践的内心世界。
我失去了童贞
弗里达·卡洛的出生证明上写着1907年7月6日(巨蟹座),而她自己则声称她是在1910年7月7日出生。有人猜測这是由于弗里达·卡洛希望自己的诞生日可以与墨西哥革命开始的年份相同,因此她的全部生命轨迹就会完全发生在“新”墨西哥中。
在幼儿时期她便经历了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6岁患小儿麻痹,在当时这是一种常见的重疾。死神没有掠夺弗里达的生命,而是永久性地残害了她的身体,使她左右腿长度不一,行动起来丑陋颠簸,异于常人。从此,弗里达不得不开始穿着长及脚踝的蓬裙,使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日后这身颇具民族特色的装束成为她独具风格的标志之一。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弗里达学会了如何与病痛共生,接受事实并高昂头颅以抵抗外界奇异的眼光。这样做颇有成效,弗里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5岁时,她成为墨西哥预科学校2000多名学生中35名女学生之一。她品尝了初恋的滋味,还遇见了即将改变她生活轨迹,又让她饱尝苦果的男人迭戈·里维拉—— 一位墨西哥国宝级壁画家。
那时,教育部正在推行在学校绘制壁画,迭戈正好接到了国家预科学校的邀请。两人共处在同一空间,这是他们相互折磨和相互爱慕的最开始。当时,弗里达是学校恶作剧团体“卡丘查”的一员,迭戈成为他们戏弄的对象。弗里达常常偷走他的午餐,或者在楼梯上洒肥皂水,隐藏在角落看着这个身怀绝技却异常肥胖的大家伙跌倒在地。
在这种幼稚的游戏之中,弗里达走近了里维拉,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才华。后来,她曾对同学说出豪言壮语,“我的目标是为迭戈·里维拉生一个孩子,有一天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弗里达顺利长到18岁,有过很多快乐的日子,似乎已经逐渐脱离残缺身躯造成的阴影,变成人人都期待交往的那种姑娘。可令人捉摸不透的命运之手又一次翻覆,在她沾沾自喜之时,把她拉回到生不如死的境地。
一天,弗里达与男友乘坐大巴,不幸遭遇严重车祸。男友毫发无伤,而她的身体却接近支离破碎,盆骨损坏,脊椎、锁骨、肋骨断裂,右腿11处粉碎性骨折,一根可怕的金属扶手刺进她的背部,又从腹部而出。弗里达像尸体一样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勉强捡回一条性命。
弗里达则说,在这次事故中,“我失去了童贞。”
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淹没但这该死的痛苦学会了游泳现在我反而被酒征服
在养病期间,为了宽慰女儿,弗里达的父亲给她拿来了纸笔,母亲在她的床头装上了小镜子,从此弗里达开始在石膏上涂满艳丽的颜色,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用画作解剖苦难,开启了走向艺术家的第二人生。
弗里达的艺术生命与痛觉紧密相连,似乎那颗蕴藏神秘力量的种子只有在泪水的浸泡之下才能觉醒爆发。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引发人们热议,浓重的墨西哥自然风情、令人窒息的悲伤、不寻常的粗眉以及迷幻的抽象元素,被评论家们视作“超现实主义”。但弗里达坚持,“我从不描画梦境,我描画的都是我自己的现实。”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可爱,是由无数事故组成,“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另一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1929年,弗里达的画已经小有名气,迭戈慕名而来,她没有放过第二次重逢,决定嫁给这位年长21岁,有过两次婚史,大腹便便的男人。因为身材的巨大差异,俩人站在一起总有些滑稽,他们的结合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大象和鸽子”。
迭戈羡慕甚至崇拜弗里达的绘画天赋,鼓励她继续用画笔探索想象力的边界,同时也给弗里达的画作带来了崭新的主题,有关流产、绝望、万箭穿心的苦楚。
尽管医生早已断言弗里达丧失了生育能力,但她仍试图用意念打败身体与科学,就像曾经无数次创造奇迹一样。可在经历了三次痛苦的流产之后,也只能向命运低头,并由此画出一系列有关生育主题的画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我的出生》,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女人头颅从另外一个被蒙着面的女人的阴道“生出”。多年之后,这幅画被美国流行乐手麦当娜重金买下。
弗里达信仰爱情却被爱情重伤,她最终发现迭戈与妹妹克里斯蒂娜偷情。由此,她画出了《稍稍掐了几下》,画中有一个满身伤口的女人无助地躺在床上,旁边站着一个无动于衷的男人。弗里达不羞于表达痛苦,因为她理解痛苦的力量。
之后,弗里达开始戏仿她的爱人,与日裔雕塑家野口勇、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美国摄影师尼古拉,以及一些女性朋友都发生了暧昧不清的情感。“大象与鸽子”玩着相互伤害的游戏,似乎半真半假地为别人付出情感才能证明彼此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弗里达说,“我生来是个婊子,我生来是个画家。”迭戈说:“性爱不过像是握手。”
1939年,他们决定结束这段相互矛盾的关系,但这场形式主义的离婚不过是场闹剧。1940年,弗里达写信给帮忙照顾前夫的朋友,在信的末尾这样说:“请替我亲吻迭戈,告诉他我爱他胜过自己的生命。”没过几个月,两人复婚。
迭戈于弗里达,是战友,是情人,是坦诚的评论家,是不称职的精神导师,是儿时的一个梦想,注定弗里达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幸福女人,却也因此,最大限度地经历悲剧,拥抱苦楚并表达,使自己鲜血淋漓,作品因此有血有肉。
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再来
1941年,弗里达回到母亲的“子宫”——那座她出生时便居住的蓝房子里继续创作。今日,这座沿街而立的矮房子改造成了弗里达博物馆,陈列着她最后的画作《生命万岁》。
弗里达的晚年依然活得纯真热烈。1953年,她右腿的并发症发作,医生做出膝盖以下截肢的决定。她说,“如果我有翅膀,还要腿干什么呢?”同年4月,在墨西哥城现代艺术博物馆,弗里达举办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画展,由于疾病,她只能躺在床上被人抬进展馆。
47岁时,弗里达跌宕起伏的人生终于回归平静。她死于肺病还是自杀,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谜题。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她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再来。”弗里达去世后,迭戈深陷巨大的痛苦之中。三年之后,迭戈去世。
他在自传中如此对她告白:“我想从艺术家的角度去评述她,而不是从丈夫的角度。我钦佩她,她的作品讽刺而柔和,像钢铁一样坚硬,像蝴蝶翅膀一样自由,像微笑一样动人,却也残忍得如同生活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