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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心太强会影响电影人的个性和创造力
提起旅德作曲家苏聪，人们首先想到电影《末代皇帝》。苏聪因创作《末代皇帝》音乐获第6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也因此成为德国-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原德国巴登-福登堡州电影音乐学院）斯图加特市音乐高等学院电影及媒介音乐联合制作专业的终身教授。但作为一个志向广泛的作曲家，电影音乐不足以满足苏聪内心情感世界，教学之余，他将创作的热情投向歌剧、舞剧、多媒体音乐剧以及更多器乐作品，先后荣获３０多项国际音乐奖。因与上海歌剧舞剧院合作的舞剧《红楼梦》又做修改，苏聪回国多日，并抽百忙之暇接受采访。
苏聪仍一口纯正京腔，清瘦白皙，爽快自然，坐在面前，一副颇有些孩子气的书生面孔。
问：自1988年获奥斯卡音乐奖后，直到近几年你才又重新进入大众视线，为《绿茶》、《手机》、《茉莉花开》、《故宫》几部电影创作音乐外，2004年舞剧《红楼梦》首演期间，“苏聪”又一次成为媒体上争相出现的名字，《红楼梦》也因此成为你近年舞台剧创作的一个代表作。
苏：是的。我因为1991年进入斯图加特市音乐高等学院担任电影及媒介音乐联合制作专业的教学工作，大量从前不曾接触的教学内容以及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的电影音乐技术手段，令我这个做事一向认真的人不敢有丝毫怠慢，认真地钻进百余年世界电影音乐发展的历史资料与音像中，汲取、掌握和研究了大量各国电影音乐的表现观念与手法。但我并不想仅做一名创作电影音乐的专业作曲家。这些年我一直在观察国外作曲家是怎样发展的。发现如果纯粹做一种类型音乐的作曲家，很少能做出新意来。虽然作曲家的创作功能不全纯粹是创新，但一部新作品要有意境有想法，与作曲家本人从前的创作比要有新意。所以，我从上世纪末开始，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重新开始器乐作品的创作，同时向更大的舞台剧领域拓展，给自己更多的挑战。这些年，我为不同国家创作了多媒体室内歌剧《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1997）、芭蕾舞剧《末代皇帝》（1997）、音乐剧《C-Man》（1999）、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冲向极限》（1999）、舞剧《永恒的距离》（2000）、电影舞台剧《富兰克林远征》（2000）、歌剧《古巴鸡尾酒》（2001）。
问：电影音乐与纯粹的器乐、声乐或舞台剧音乐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苏：电影中音乐部分是电影语言的一种辅助表现手段，所有音乐的设置都取决于内容与画面的需要。因此，作曲家的创作必须得到导演的认可，所以好的音乐首先取决于作曲家与导演、编剧对剧本认识的默契；而且电影音乐的发展、转折与高潮，都是根据电影内容的发展而来的，没有规律所寻，所以也很难有规律和套路所寻。
器乐作品就不同，音乐从主题到结构都由作曲家独立把握完成。尤其交响乐作品，它给我创作上的最大满足和感受是整个音乐发展中的呼吸。歌剧是以乐队跟着声乐走为主；室内乐是几人到十几个人的乐队，注重各乐器声部之间的磨合。但创作交响乐是要为一个60-80人的乐队写音乐，各声部音乐之间无论横向纵向的发展呼吸感都很大，结构的把握就难得多，也有趣得多，对作曲家的创作水平更具挑战性。
过去几年我以创作舞台剧为主，今后有机会将创作更多纯器乐作品。上海交响乐团已经有意请我写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另外，最近广东、香港先后在演我的交响乐作品、舞剧音乐；德国与法国基金会在委约我创作一部声乐组曲《大地新歌》（用中国古诗词谱曲）；上海国际博览会也委约我创作一部音乐剧《玫瑰花园》。
问：你曾经讲过今后在创作风格上还要有所开拓？
苏：对。在写作风格上，一方面继续将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作为我创作始终的源泉；另一方面，希望在探索“世界音乐”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问：欧洲电影发展比中国早也比中国成熟。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中只设立了一个电影录音系，迄今还没有专门学习创作电影音乐的院系。请介绍一下你们学院的情况。
苏：每年学院都要制作发行400-500部电影。学生得过很多国际电影奖，如学生奥斯卡奖、欧洲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欧洲第四大电影奖，陈凯歌曾在此电影节获银豹奖）奖项等。学院的优势是学生经过基础训练后，在三、四年级时，就开始比着世界最著名的经典电影来写作品，所以开始创作的起点和水平都很高。
我每年几乎要看近万部学生的电影作品，学生之间也经常交流作品，这样下来你的鉴别能力和创作水平无疑会有很大提高。我是近50岁的人了，上岁数的人容易吃老本。而在学校经常与年轻人在一起，一方面把我的知识教给学生，另一方面我也从学生中间得到新观念新信息。在西方，学生是可以随时对老师的教学提出意见的。很多学生对毕业成绩无所谓，更重视能否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实现他想做的事。在校期间，大家都尽量抓紧时间做更多自己感兴趣有个性的电影，实现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和创新。因为一但毕业走上社会，他们从事的电影就都是商业性的，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就会被扼杀。全世界也就四、五位电影音乐家创作的音乐能够影响世界的电影音乐潮流，大部分电影音乐实际上并非专业电影音乐家创作。
问：据说每年欧洲要发行成百上千的电影，请你写电影音乐的机会很多，想赚钱也很容易，但你一直不愿意这样做？
苏：我一直只想做我有兴趣的音乐，要写就要写出新意，过瘾！我近几年完成的几部国产电影的音乐创作，都是和导演有默契，创作上有自己想法。写《绿茶》音乐，是因为十几年前与导演张元彼此就有意合作，摄影杜可风也一直希望与我合作。《手机》导演冯小刚也是曾多次想与我合作。冯导是学美术的，美工出身，他的电影很注意故事性，也很注重画面感。音乐与电影画面关联非常大，所以好画面会给作曲家很多想象与灵感。与《茉莉花开》的导演侯咏也是多年朋友，但这部电影的合作其实是帮朋友救场。另一方面我非常欣赏章子怡，一个好演员的表演特别能激发作曲家的创作，所以我很高兴接下这部电影。
问：能谈谈中国电影水平与世界的距离吗？
苏：好电影绝不是用钱堆出来的。我们学院的学生在国际获奖的电影都是在学校时拍的作品。可悲的是，他们一离开学校就拍不出获奖的片子了，因为一出校门电影创作马上商业化。中国电影目前也受市场的左右，为了争取投资商，获得票房，电影艺术家不得不考虑艺术以外的因素，甚至被其左右。
另外，中国电影在受到世界关注后，近几年的发展有些急功近利，过于看中获奖的荣誉，甚至把获奥斯卡奖作为拍一部电影的动力。如陈凯歌、张艺谋是两个非常有才华与能力的导演，他们早期的一些作品，不仅有文化，有美学，而且特别有票房，堪称中国电影的经典。但最近几部投资极大的电影，尽管一开始就有进军奥斯卡的声势，前期宣传投进一、二个亿，但结果并不理想。据我所知，全世界没有一部好片子在拍摄的时候，目标就是冲着获奥斯卡奖的，功利心太强会影响一个有才华的电影人的个性和创造力。
提起旅德作曲家苏聪，人们首先想到电影《末代皇帝》。苏聪因创作《末代皇帝》音乐获第6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也因此成为德国-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原德国巴登-福登堡州电影音乐学院）斯图加特市音乐高等学院电影及媒介音乐联合制作专业的终身教授。但作为一个志向广泛的作曲家，电影音乐不足以满足苏聪内心情感世界，教学之余，他将创作的热情投向歌剧、舞剧、多媒体音乐剧以及更多器乐作品，先后荣获３０多项国际音乐奖。因与上海歌剧舞剧院合作的舞剧《红楼梦》又做修改，苏聪回国多日，并抽百忙之暇接受采访。
苏聪仍一口纯正京腔，清瘦白皙，爽快自然，坐在面前，一副颇有些孩子气的书生面孔。
问：自1988年获奥斯卡音乐奖后，直到近几年你才又重新进入大众视线，为《绿茶》、《手机》、《茉莉花开》、《故宫》几部电影创作音乐外，2004年舞剧《红楼梦》首演期间，“苏聪”又一次成为媒体上争相出现的名字，《红楼梦》也因此成为你近年舞台剧创作的一个代表作。
苏：是的。我因为1991年进入斯图加特市音乐高等学院担任电影及媒介音乐联合制作专业的教学工作，大量从前不曾接触的教学内容以及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的电影音乐技术手段，令我这个做事一向认真的人不敢有丝毫怠慢，认真地钻进百余年世界电影音乐发展的历史资料与音像中，汲取、掌握和研究了大量各国电影音乐的表现观念与手法。但我并不想仅做一名创作电影音乐的专业作曲家。这些年我一直在观察国外作曲家是怎样发展的。发现如果纯粹做一种类型音乐的作曲家，很少能做出新意来。虽然作曲家的创作功能不全纯粹是创新，但一部新作品要有意境有想法，与作曲家本人从前的创作比要有新意。所以，我从上世纪末开始，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重新开始器乐作品的创作，同时向更大的舞台剧领域拓展，给自己更多的挑战。这些年，我为不同国家创作了多媒体室内歌剧《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1997）、芭蕾舞剧《末代皇帝》（1997）、音乐剧《C-Man》（1999）、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冲向极限》（1999）、舞剧《永恒的距离》（2000）、电影舞台剧《富兰克林远征》（2000）、歌剧《古巴鸡尾酒》（2001）。
问：电影音乐与纯粹的器乐、声乐或舞台剧音乐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苏：电影中音乐部分是电影语言的一种辅助表现手段，所有音乐的设置都取决于内容与画面的需要。因此，作曲家的创作必须得到导演的认可，所以好的音乐首先取决于作曲家与导演、编剧对剧本认识的默契；而且电影音乐的发展、转折与高潮，都是根据电影内容的发展而来的，没有规律所寻，所以也很难有规律和套路所寻。
器乐作品就不同，音乐从主题到结构都由作曲家独立把握完成。尤其交响乐作品，它给我创作上的最大满足和感受是整个音乐发展中的呼吸。歌剧是以乐队跟着声乐走为主；室内乐是几人到十几个人的乐队，注重各乐器声部之间的磨合。但创作交响乐是要为一个60-80人的乐队写音乐，各声部音乐之间无论横向纵向的发展呼吸感都很大，结构的把握就难得多，也有趣得多，对作曲家的创作水平更具挑战性。
过去几年我以创作舞台剧为主，今后有机会将创作更多纯器乐作品。上海交响乐团已经有意请我写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另外，最近广东、香港先后在演我的交响乐作品、舞剧音乐；德国与法国基金会在委约我创作一部声乐组曲《大地新歌》（用中国古诗词谱曲）；上海国际博览会也委约我创作一部音乐剧《玫瑰花园》。
问：你曾经讲过今后在创作风格上还要有所开拓？
苏：对。在写作风格上，一方面继续将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作为我创作始终的源泉；另一方面，希望在探索“世界音乐”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问：欧洲电影发展比中国早也比中国成熟。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中只设立了一个电影录音系，迄今还没有专门学习创作电影音乐的院系。请介绍一下你们学院的情况。
苏：每年学院都要制作发行400-500部电影。学生得过很多国际电影奖，如学生奥斯卡奖、欧洲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欧洲第四大电影奖，陈凯歌曾在此电影节获银豹奖）奖项等。学院的优势是学生经过基础训练后，在三、四年级时，就开始比着世界最著名的经典电影来写作品，所以开始创作的起点和水平都很高。
我每年几乎要看近万部学生的电影作品，学生之间也经常交流作品，这样下来你的鉴别能力和创作水平无疑会有很大提高。我是近50岁的人了，上岁数的人容易吃老本。而在学校经常与年轻人在一起，一方面把我的知识教给学生，另一方面我也从学生中间得到新观念新信息。在西方，学生是可以随时对老师的教学提出意见的。很多学生对毕业成绩无所谓，更重视能否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实现他想做的事。在校期间，大家都尽量抓紧时间做更多自己感兴趣有个性的电影，实现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和创新。因为一但毕业走上社会，他们从事的电影就都是商业性的，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就会被扼杀。全世界也就四、五位电影音乐家创作的音乐能够影响世界的电影音乐潮流，大部分电影音乐实际上并非专业电影音乐家创作。
问：据说每年欧洲要发行成百上千的电影，请你写电影音乐的机会很多，想赚钱也很容易，但你一直不愿意这样做？
苏：我一直只想做我有兴趣的音乐，要写就要写出新意，过瘾！我近几年完成的几部国产电影的音乐创作，都是和导演有默契，创作上有自己想法。写《绿茶》音乐，是因为十几年前与导演张元彼此就有意合作，摄影杜可风也一直希望与我合作。《手机》导演冯小刚也是曾多次想与我合作。冯导是学美术的，美工出身，他的电影很注意故事性，也很注重画面感。音乐与电影画面关联非常大，所以好画面会给作曲家很多想象与灵感。与《茉莉花开》的导演侯咏也是多年朋友，但这部电影的合作其实是帮朋友救场。另一方面我非常欣赏章子怡，一个好演员的表演特别能激发作曲家的创作，所以我很高兴接下这部电影。
问：能谈谈中国电影水平与世界的距离吗？
苏：好电影绝不是用钱堆出来的。我们学院的学生在国际获奖的电影都是在学校时拍的作品。可悲的是，他们一离开学校就拍不出获奖的片子了，因为一出校门电影创作马上商业化。中国电影目前也受市场的左右，为了争取投资商，获得票房，电影艺术家不得不考虑艺术以外的因素，甚至被其左右。
另外，中国电影在受到世界关注后，近几年的发展有些急功近利，过于看中获奖的荣誉，甚至把获奥斯卡奖作为拍一部电影的动力。如陈凯歌、张艺谋是两个非常有才华与能力的导演，他们早期的一些作品，不仅有文化，有美学，而且特别有票房，堪称中国电影的经典。但最近几部投资极大的电影，尽管一开始就有进军奥斯卡的声势，前期宣传投进一、二个亿，但结果并不理想。据我所知，全世界没有一部好片子在拍摄的时候，目标就是冲着获奥斯卡奖的，功利心太强会影响一个有才华的电影人的个性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