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其高等教育治理具有鲜明的“时空格局”特征.从时域格局来看,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独立非均衡发展期、跨境交流合作期和湾区协同发展期;从空间格局来看,高等教育治理处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湾区治理的“三维一体”格局之下.在“时空变换”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呈现“独立自治—合作共治—协同善治”的形态嬗变.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应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变革创新治理理念、组织、制度、手段和环境,构建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和湾区特征的“一核多元”高等教育
【机 构】
：
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510006;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其高等教育治理具有鲜明的“时空格局”特征.从时域格局来看,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独立非均衡发展期、跨境交流合作期和湾区协同发展期;从空间格局来看,高等教育治理处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湾区治理的“三维一体”格局之下.在“时空变换”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呈现“独立自治—合作共治—协同善治”的形态嬗变.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应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变革创新治理理念、组织、制度、手段和环境,构建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和湾区特征的“一核多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为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奠定基础.
其他文献
服务育人作为高校育人改革的先行领域和重要内容,其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共同构成了高校的三大基本活动.进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高校服务育人也应融会“五育”并举和“三全育人”理念,在育人目标上,聚焦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均衡发展的时代新人;在育人方式上,精准推进服务育人与教育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互嵌;在育人资源上,统筹整合覆盖高校全系统的多样化资源,从而发挥“全人培养”和“协同育人”重要价值.面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校服务育人要在更宽的领域发挥作用,就必须以明晰的“谁来育人、育什
企业社会责任可大体分为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两方面内容,法律层面的责任指企业承担的与社会利益相关的法定义务,而道德层面的责任是要求企业承担比法律更高标准的道德义务.法律层面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硬性的法律规定来强制企业履行,但道德责任的调整方式则更加复杂.如何促进企业更多承担道德责任需要投入格外的关注.道德责任的承担,虽不能以法律强制,但可以加以引导,通过软性的激励和惩戒手段让道德责任承担较好的企业获得更多利益,道德责任承担较差企业受到相应惩罚.以激励惩戒机制为核心的规制体系与道德责任的多方面需求相互契合,在我国
在荀子研究中,关于性恶何以产生礼法的问题,一直多有讨论,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根本困难是无法保障其学理的活动性.休谟早就证明了“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牟宗三批评朱子的核心理由也是嫌其学理“只存有不活动”,是一个“死理”.休谟和牟宗三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道理:一门道德学说除智性外,还必须有仁性,有了仁性才能有动力,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德动力学”.性恶论的根本困难正在于此.因为荀子学理的基础是智性,仁性的缺位导致无法解决认知之心在认识礼义法度后自愿行动的问题,最后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礼法并重.
研究以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其增值为例,探讨追踪研究中自评数据的可靠性.研究发现,自评的能力增值具有低估偏向,并与测试得到的能力增值存在显著差异;九个自变量中仅“科研参与”同时对自评的和测试的能力增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以测试的能力增值的OLS回归结果、分位数回归结果为参照,发现学生对自评的能力增值的归因是基于经验认知的主观判断,他们倾向于将内部的、可控的就读经验感知为促进能力增值的原因域,导致“努力”程度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间的归因错位和对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程度的“误认”.这说明自评数据是客观测试数据的代理人,
“十三经”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经典体系,其逻辑结构由“六艺”之学发展演变而来.不同的发展阶段,逻辑主题不断演化,由先秦“六艺”主题“圣王政道”,到汉代“五经”主题“帝王之道”,到唐代“九经”主题“纲纪道德”,到宋“十三经”主题“心性义理”.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具体的文本阐释,经典体系都已沿自身的逻辑结构发展演化而臻于完备.“十三经”逻辑结构研究,是认识传统经学政治本质与意识形态功能的新路径.
方勇先生的《方山子文集》收录了他在1980年至2019年期间的著作,对于《庄子》学史及诸子学研究有继往开来的贡献.其中提出的“新子学”理念,是基于现时代文化思潮的宏观认识,属于思想范畴,并非哲学概念.他认为,将儒学视为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与正统失之偏狭,目前的思想任务应该是复兴子学以引领国学主潮.而当务之急,尤在于摆脱传统的、西学的研究模式,从当下的问题需要出发,重视会通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逐步完成了由儒家准经典向经典转化的过程.两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和谶纬的兴起,以及魏晋以降历代帝王对《孝经》的重视和研习,从不同向度促进和强化了《孝经》的经典化进程.西晋时《孝经》博士的设立,则标志着《孝经》经典地位的正式确立.而南朝王俭《七志》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体现出《孝经》经典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参照马楠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析《唐勒》篇之篇章结构,考证“大仟”即《览冥训》“大丙”“钳且”二人之合称.唐勒甲之造父之御,宋玉甲之大、仟之御,宋玉乙之“道御”,是“义御有三”所指.重新缀合残简,“入日千里”“入日蒙汜”“入日上皇”等相关词语可得新释.《唐勒》篇深具道家与兵阴阳家特色,当受深植于齐地的稷下黄老道家与稷下兵家的双重影响.《唐勒》与阴阳家、兵家类文献汇集一处,或与西汉时期战争有关,借助篇中御术境界,鼓舞士气,提高技艺.
特定财产退出执行程序或者针对特定财产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的,案外人排除执行利益归于消灭.在司法审查过程中,案外人丧失排除执行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对排除执行请求的司法审查程序,并释明案外人变更诉讼请求或另行谋求其他常规救济.案外人排除执行利益丧失导致执行法院对案外人一并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丧失法定管辖权的,应当保护被告的管辖利益.在执行程序开始前或终结后,案外人权益遭受强制执行的现实威胁且无法通过其他诉讼消除该威胁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例外认可案外人预防性排除执行利益.
《管子》四篇中的“心术”思想代表了西周以来“礼治”与“德治”系统外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本文称之为“身体统治”.其哲学基础在于一种崭新的心、气、道结构,体道者通过心术活动,将外在的精气留存心中.精气概念特有的气、道内涵,意味着体道者不仅在德性上饱满,外在的身体也展现出一种刚毅、神通的特征.它以“身国同构”取代儒家的“家国同构”模式,希望君主通过对道的整体把握与心身的重塑,展现更为简洁而有效的统治.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同战国以来儒、道、法家一样,都在思考如何重建一种新的统治模式与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