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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3日，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市举行，这标志着澜湄合作机制上升到首脑会议层面。澜湄合作机制是沿岸六个国家共同参与的机制，也是该次区域迄今为止规格最高、发展最为迅速也最为完善的机制。可以说，澜湄合作机制开启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新起点。
由中、老、泰三国共同建设，横跨湄公河连接泰国清孔和老挝会晒的清孔——会晒大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在次区域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实践。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合作模式和路径，而是包含着不同的相互层叠的次区域合作倡议，“因地制宜”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相较于其他地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因此，更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突破口。澜湄合作机制的实践，必将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促进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东方多瑙河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西藏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流经中国云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的湄公三角洲，最终汇入南海。这一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国际河流，既是沿岸各国的自然边界，也是连接沿岸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天然纽带。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涉及面积2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34亿，是澜湄沿岸各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域内外国家开发和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法国探险队就曾希望沿湄公河打通进入中国的航道，但暗礁、险滩等自然壁垒使这一计划不了了之。上世纪50年代，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湄公河开发计划，但随着中南半岛的战争烽火和武装冲突，湄公河的国际合作开发陷于停顿。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冷战的结束为次区域合作开辟了契机。相关各国提出了各种合作机制，如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湄公河委员会、东盟倡导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等。
不过，这些合作机制要么集中于单一领域，要么收效甚微，并不能满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迄今为止，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最具成效的合作机制，但多边机构的主导性质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其他合作机制，如美国倡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日-湄合作机制等，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意图颇值得玩味。
开启南南合作
尽管澜湄合作由来已久，但当前的这一合作机制却是新生事物。
作为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和主导的新型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新起点，标志着中国在次区域层面从国际机制的参与者走向倡导者、设计者和主导者。在这个意义上，澜湄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等，是中国在次区域、区域和跨区域等不同维度上的机制创新，表明中国愿意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澜湄合作机制代表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此前的大部分合作机制，无论是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还是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日-湄合作，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设计的南北合作模式。
澜湄合作机制开启了次区域南南合作新模式，它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共赢机制。第一，这一机制将沿岸六个国家都包含在内，各国平等协商，自愿参与、共建、共享，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第二，就合作领域而言，以往的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往往只涉及到次区域合作的某个领域。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关注区域一体化，湄公河委员会主要关注水资源管理。但澜湄合作机制确定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第三，就合作内容而言，澜湄合作机制确定的五个优先领域：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农业减贫合作，既是澜湄次区域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次区域的响应。
因水结缘
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李克强说，澜湄合作因水结缘。
澜湄合作机制是迄今为止次区域六国共同参与的唯一水资源治理平台。各国虽均受益于澜沧江-湄公河丰富的水资源，但不同国家在沿岸的位置和掌握的水量不同，导致它们在水资源分配上存在着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等。由于中国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上游国家，西方国家借此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宣称中国为这一流域的“体系制造者和特权把持者”。
澜湄合作机制明确提出，通过各种活动加强澜湄国家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及利用方面的合作，如在中国建立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澜湄国家加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旱涝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等综合合作的平台。这不仅意味着，沿岸国家将从注重对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转向水资源综合治理，也表明中国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上的角色转变，从参与者走向了主动倡导者。
水资源合作成为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最新的佐证是，2016年3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为照顾流域国家的关切，中国政府决定克服自身困难，尽最大可能作出努力，自3月15日至4月10日通过中方境内景洪水电站对下游实施应急补水，此举将惠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希望能够对缓解下游旱情有所帮助。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在次区域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实践。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合作模式和路径，而是包含着不同的相互层叠的次区域合作倡议，“因地制宜”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相较于其他地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因此，更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突破口。澜湄合作机制的实践，必将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促进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东方多瑙河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西藏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流经中国云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的湄公三角洲，最终汇入南海。这一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国际河流，既是沿岸各国的自然边界，也是连接沿岸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天然纽带。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涉及面积2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34亿，是澜湄沿岸各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域内外国家开发和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法国探险队就曾希望沿湄公河打通进入中国的航道，但暗礁、险滩等自然壁垒使这一计划不了了之。上世纪50年代，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湄公河开发计划，但随着中南半岛的战争烽火和武装冲突，湄公河的国际合作开发陷于停顿。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冷战的结束为次区域合作开辟了契机。相关各国提出了各种合作机制，如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湄公河委员会、东盟倡导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等。
不过，这些合作机制要么集中于单一领域，要么收效甚微，并不能满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迄今为止，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最具成效的合作机制，但多边机构的主导性质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其他合作机制，如美国倡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日-湄合作机制等，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意图颇值得玩味。
开启南南合作
尽管澜湄合作由来已久，但当前的这一合作机制却是新生事物。
作为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和主导的新型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新起点，标志着中国在次区域层面从国际机制的参与者走向倡导者、设计者和主导者。在这个意义上，澜湄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等，是中国在次区域、区域和跨区域等不同维度上的机制创新，表明中国愿意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澜湄合作机制代表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此前的大部分合作机制，无论是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还是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日-湄合作，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设计的南北合作模式。
澜湄合作机制开启了次区域南南合作新模式，它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共赢机制。第一，这一机制将沿岸六个国家都包含在内，各国平等协商，自愿参与、共建、共享，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第二，就合作领域而言，以往的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往往只涉及到次区域合作的某个领域。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关注区域一体化，湄公河委员会主要关注水资源管理。但澜湄合作机制确定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第三，就合作内容而言，澜湄合作机制确定的五个优先领域：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农业减贫合作，既是澜湄次区域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次区域的响应。
因水结缘
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李克强说，澜湄合作因水结缘。
澜湄合作机制是迄今为止次区域六国共同参与的唯一水资源治理平台。各国虽均受益于澜沧江-湄公河丰富的水资源，但不同国家在沿岸的位置和掌握的水量不同，导致它们在水资源分配上存在着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等。由于中国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上游国家，西方国家借此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宣称中国为这一流域的“体系制造者和特权把持者”。
澜湄合作机制明确提出，通过各种活动加强澜湄国家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及利用方面的合作，如在中国建立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澜湄国家加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旱涝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等综合合作的平台。这不仅意味着，沿岸国家将从注重对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转向水资源综合治理，也表明中国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上的角色转变，从参与者走向了主动倡导者。
水资源合作成为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最新的佐证是，2016年3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为照顾流域国家的关切，中国政府决定克服自身困难，尽最大可能作出努力，自3月15日至4月10日通过中方境内景洪水电站对下游实施应急补水，此举将惠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希望能够对缓解下游旱情有所帮助。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