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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至今仍处于研究阶段，尚未有开工时间表
崔荃从来没有想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进展会如此缓慢。这位1987年就到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负责西线工程的老专家至今仍在为此劳碌奔走。
“都研究60多年了，可以建了。”他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尽快把西线工程的建设提上日程，尤其是在东线和中线工程相继通水后。
同样着急的还有崔荃的继任者、现任黄委会南水北调西线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的杨立彬以及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在内的多个黄河上游省区，它们将西线工程当作救命稻草，希望借此缓解日益紧张的用水问题。
不过，西线工程到底何时能破土动工，崔荃、杨立彬们都不知道，“只能等着”。他们甚至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忘了还有这个工程。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研究始于64年前。
1952年，当时水利部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考虑到黄河水资源天然不足，可能无法支撑西北地区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遂提出从其他流域向黄河调水，“以补黄水不足”。
这是国内最早提出的跨区域调水方案，但在当时并未引发太多关注。
当年9月，王化云便从黄委会调派人手组织了一支考察队，到青海、四川、西藏三省区实地考察。
崔荃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交代给考察队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楚黄河的河源到底在哪，一个是看看能否从长江源头——通天河到黄河源头调水。而考察队在3个月后即完成任务回到了开封（当时黄委会驻地在开封，后迁至郑州）。
但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在考察队出发后不久，毛泽东也在当年的10月30日到黄河视察工作。王化云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特别提到了关于向黄河调水的想法，并说已经派考察队到黄河源头考察。
毛泽东听后对此想法表示了肯定，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句话也成为后来国家启动南水北调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
1953年，毛泽东在结束长江考察回京途中路过郑州时，又专门找王化云谈过一次南水北调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想法。此后，南水北调的论证调研工作正式展开，不再仅仅局限于黄委会层面。
崔荃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中央还为此开过几次专门会议，多个省区都在研究南水北调，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黄委会也都拿出了一些调水规划方案。
1958～1961年，黄委会在中央支持下，联合中科院等多个部门组织了4支、共计1000多人的考察队再次到西部考察。
当时，中科院组织的中国西部资源综合考察队主要调研调水区域内的社会环境、矿产资源情况;而黄委会组织的考察队则负责调水区域内的工程地质、线路规划工作。
“最开始调查的范围比较小，就是从长江的通天河和金沙江调水到黄河，但后来各省提出的水量需求越来越大，调查的范围也随之变大，开始考虑从澜沧江和怒江调水到黄河。”崔荃说。
据他回忆，当时拟定了4条调水线路，其中3条是从通天河、澜沧江、金沙江调水，“从金沙江调水到陕西的渭河，全长近3000公里，是最长的调水线路。”
不仅如此，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有人甚至提出了“开河10万里、调水5千亿”的雄伟目标，供水范围也扩展到新疆。后来，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轰轰烈烈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查工作戛然而止。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再次被提起，已是16年后。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一年后，水利部成立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统筹协调全国的南水北调工作，南水北调至此正式由内部想法落实到政策执行上。
为加快推进南水北调的前期调研工作，南水北调办公室做了详细的部门分工：黄委会负责西线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中线工程、淮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东线工程。
此后，黄委会重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勘察工作，在1978～1985的8年间又组织了4次考察活动，在梳理总结以往多次西线调研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更深一步规划西线调水方案。
“此时的调水线路研究范围大大缩小，放弃了以往提出的远距离调水，改由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等3条距离黄河比较近的长江支流调水，每条河流研究一条调水方案。”崔荃说。
考察结束后，黄委会最终提出了从上述3条河流到黄河调水的条规划线路，但这4条线路不是自流方案，均是落差500米左右的抽水方案，“自流方案的线路会比较长，为了降低坝高，减少长度才设置了抽水方案”。
在黄委会结束此次调查的两年后，当时的国家计委决定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列入“七五”超前期规划研究项目，要求“八五”期间继续推进，并要求黄委会在1995年（后延至1996年）完成西线工程规划研究综合报告。
彼时，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重点放在论证上述几条调水工程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上，不再是此前多次重复的前期基本资料调查。国家计委为此还特别要求地矿部等四部委以及黄河中上游6省区积极协助调查。
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黄河水资源分配的“八七”分水方案，确定了黄河实行水资源定额分配的原则，这是国内最早，也是目前仅有的大江大河分水方案。
“分水方案的出台代表黄河水资源供需矛盾已经出现，且分水方案未能满足沿岸各省区的用水需求，因此很多省区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西线工程上，希望借由西线调水来缓解用水紧张。”崔荃说。
此后，青海、山西、宁夏等沿黄省份曾数次向国务院请求加快西线工程规划工作，直接推动了西线工程的规划研究进度。
1989年，黄委会向水利部提交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初步研究报告》，首次明确西线工程的引水河段，提出从通天河调水100亿立方米，从雅砻江和大渡河各调水50亿立方米，3条河流共计调水200亿立方米这一方案。 “各方对这个比较认可，但仍觉得不够细致。”崔荃说，水利部为保险起见下达了超前期工作任务书，要求黄委会再就调水工程的技术问题、环境影响以及调水效益、先期开发方案进行研究。
崔荃从来没有想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进展会如此缓慢。这位1987年就到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负责西线工程的老专家至今仍在为此劳碌奔走。
“都研究60多年了，可以建了。”他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尽快把西线工程的建设提上日程，尤其是在东线和中线工程相继通水后。
同样着急的还有崔荃的继任者、现任黄委会南水北调西线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的杨立彬以及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在内的多个黄河上游省区，它们将西线工程当作救命稻草，希望借此缓解日益紧张的用水问题。
不过，西线工程到底何时能破土动工，崔荃、杨立彬们都不知道，“只能等着”。他们甚至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忘了还有这个工程。
1000人上高原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研究始于64年前。
1952年，当时水利部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考虑到黄河水资源天然不足，可能无法支撑西北地区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遂提出从其他流域向黄河调水，“以补黄水不足”。
这是国内最早提出的跨区域调水方案，但在当时并未引发太多关注。
当年9月，王化云便从黄委会调派人手组织了一支考察队，到青海、四川、西藏三省区实地考察。
崔荃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交代给考察队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楚黄河的河源到底在哪，一个是看看能否从长江源头——通天河到黄河源头调水。而考察队在3个月后即完成任务回到了开封（当时黄委会驻地在开封，后迁至郑州）。
但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在考察队出发后不久，毛泽东也在当年的10月30日到黄河视察工作。王化云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特别提到了关于向黄河调水的想法，并说已经派考察队到黄河源头考察。
毛泽东听后对此想法表示了肯定，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句话也成为后来国家启动南水北调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
1953年，毛泽东在结束长江考察回京途中路过郑州时，又专门找王化云谈过一次南水北调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想法。此后，南水北调的论证调研工作正式展开，不再仅仅局限于黄委会层面。
崔荃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中央还为此开过几次专门会议，多个省区都在研究南水北调，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黄委会也都拿出了一些调水规划方案。
1958～1961年，黄委会在中央支持下，联合中科院等多个部门组织了4支、共计1000多人的考察队再次到西部考察。
当时，中科院组织的中国西部资源综合考察队主要调研调水区域内的社会环境、矿产资源情况;而黄委会组织的考察队则负责调水区域内的工程地质、线路规划工作。
“最开始调查的范围比较小，就是从长江的通天河和金沙江调水到黄河，但后来各省提出的水量需求越来越大，调查的范围也随之变大，开始考虑从澜沧江和怒江调水到黄河。”崔荃说。
据他回忆，当时拟定了4条调水线路，其中3条是从通天河、澜沧江、金沙江调水，“从金沙江调水到陕西的渭河，全长近3000公里，是最长的调水线路。”
不仅如此，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有人甚至提出了“开河10万里、调水5千亿”的雄伟目标，供水范围也扩展到新疆。后来，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轰轰烈烈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查工作戛然而止。
16年后重提西线工程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再次被提起，已是16年后。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一年后，水利部成立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统筹协调全国的南水北调工作，南水北调至此正式由内部想法落实到政策执行上。
为加快推进南水北调的前期调研工作，南水北调办公室做了详细的部门分工：黄委会负责西线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中线工程、淮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东线工程。
此后，黄委会重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勘察工作，在1978～1985的8年间又组织了4次考察活动，在梳理总结以往多次西线调研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更深一步规划西线调水方案。
“此时的调水线路研究范围大大缩小，放弃了以往提出的远距离调水，改由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等3条距离黄河比较近的长江支流调水，每条河流研究一条调水方案。”崔荃说。
考察结束后，黄委会最终提出了从上述3条河流到黄河调水的条规划线路，但这4条线路不是自流方案，均是落差500米左右的抽水方案，“自流方案的线路会比较长，为了降低坝高，减少长度才设置了抽水方案”。
在黄委会结束此次调查的两年后，当时的国家计委决定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列入“七五”超前期规划研究项目，要求“八五”期间继续推进，并要求黄委会在1995年（后延至1996年）完成西线工程规划研究综合报告。
彼时，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重点放在论证上述几条调水工程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上，不再是此前多次重复的前期基本资料调查。国家计委为此还特别要求地矿部等四部委以及黄河中上游6省区积极协助调查。
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黄河水资源分配的“八七”分水方案，确定了黄河实行水资源定额分配的原则，这是国内最早，也是目前仅有的大江大河分水方案。
“分水方案的出台代表黄河水资源供需矛盾已经出现，且分水方案未能满足沿岸各省区的用水需求，因此很多省区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西线工程上，希望借由西线调水来缓解用水紧张。”崔荃说。
此后，青海、山西、宁夏等沿黄省份曾数次向国务院请求加快西线工程规划工作，直接推动了西线工程的规划研究进度。
最省钱的引水济黄方案
1989年，黄委会向水利部提交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初步研究报告》，首次明确西线工程的引水河段，提出从通天河调水100亿立方米，从雅砻江和大渡河各调水50亿立方米，3条河流共计调水200亿立方米这一方案。 “各方对这个比较认可，但仍觉得不够细致。”崔荃说，水利部为保险起见下达了超前期工作任务书，要求黄委会再就调水工程的技术问题、环境影响以及调水效益、先期开发方案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