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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这是一个很常规，但一言难尽的话题。简单的评估没有价值，那些下行过程中盘根错节的背景、成因，才是这个话题最该探讨的内容。好吧，那就有话直说，讲讲下行与否背后的故事吧。
绕着行路
章女士 35岁 教师
【诉说】我父母都是搞体育的，我遗传了他们的运动基因，从小就爱蹦蹦跳跳，14岁时，身高就达到了1.76米。父母的同事们都说是打篮球的好苗子，于是，我进了省体校，主修篮球专业。
体校毕业后，我成了省二队的职业球员。很快，又从省二队打到省一队，并成了主力前锋，接下来的目标是进国家青年队。可身为前锋，我进国家青年队的优势并不明显，即便勉强进了，也只能打后卫。那怎么行？我自认自己就打前锋的料，若当不了前锋，那宁可不打篮球了。
我婉拒省队的挽留，也没听父母到中学当体育老师的规划，而是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考入一家著名的模特培训学校，从走猫步做起，开始了从职业运动员到职业模特的转型。
从球场摸爬滚打出来的我，模特训练就是小菜一碟。我表现出色，很快就脱颖而出。学校把我介绍给某经纪公司，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接活儿，也就是进行实操训练，还能赚些生活费。
实操让我真正走向了社会，这是跟体校、模特学校大不同的人生课堂。穿着华服，迎着热辣的目光，昂首挺胸地站俩小时，几百元就到手了。我心里暗爽，觉得钱来的容易，殊不知，经纪公司私下里，已经扣下我应得的好几百元。开始我还不大在乎，但时间长了，剥夺感、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盘活人际资源，编织人脉网，是我的弱项。我打怵做，索性想方设法拒绝。一次，去广告公司面试，男经理说好带我去办公室，七拐八拐的，却把我带进一处别墅。看上去像工作室，但里面空无一人，我马上警觉起来。他问我为什么选择做模特，我没好气地答“身材好”。他把双手搭在我肩上，又问：“之前是做什么的？”我灵机一动，说：“做记者，跑法律线。”
他把手缩了回去，坐到沙发里讪讪地说：“好好的记者不做了，当起模特，不觉可惜吗？”我哈哈大笑，说：“做模特是做记者的延伸，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人情世故、了解社会。再说，我大学学的是法律，尤其是民法，可以帮我少受欺负，做自己的法律顾问。”
经理尴尬地咳嗽起来，然后跟我说，他身体发冷，嗓子干痒，可能是感冒了，所以面试改日。我一溜烟地跑出来，站在别墅区外，差点儿笑岔气。以我的身手和人高马大的气势，这经理伤不到我一丝毛发。只是他的拙劣表现，让我看到这个圈子里，光鲜背后的那些不堪。
那段时间我过的并不开心。钱倒是赚不少，但对潜规则的格格不入，也失去很多往上走的机会。6年下来，台上，我在聚光灯下穿着比基尼风情万种。台下，我只是一个穿着T恤衫和拖鞋，背一个简陋大包的高个子女孩，经常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等朋友。
显然，我的职业路下行了，直观表现就是倦怠感。一天，一位真正的女记者带我参加某摇滚音乐节。我俩是在工作中认识的，她是娱记，有许多艺术圈朋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乐，觉得很有劲、很迷幻，够刺激，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偶尔发表个意见，作番点评，竟得到她和一些资深乐评人的肯定和鼓励。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写起关于摇滚乐的乐评。
我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我手写我心，好玩，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那种肆无忌惮的洒脱姿态，引来“玩深刻”“假愤青”之类的骂声。有一次，我评点一位知名歌手，因用词太激烈，把经纪人都给逼急眼了，冲我喊：“你是不是缺钱啊，直说，我给你，别天天拿着笔像红樱枪似的，见谁戳谁！”但我还是感谢那些才华横溢的乐队主唱们，从他们身上，我懂得了音乐，从中获得了力量。现在，模特和乐评已经都不是我的职业了，我已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职业下行时我没有一条道跑到黑，而是审时度势，及时拐弯，懂得的这一道理，收获的这份智慧，让我受益终身。
10年长板 10年短板
肖先生 53岁 媒体人
【诉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播电台当记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台流行同期聲，我操着浓重的方言模仿播音老师的普通话，听上去又笨又土。但主任很欣赏，说用这种声音讲新闻，显得亲切可靠，让我坚持。7年就这样过下来，我在电台的记者生涯迎来转折点。1995年秋，我调入省报，成了新闻部的文字记者。
对新闻采写的感觉，就像在模仿普通话，这时的我，已有8年的从业经历。一般的新闻敏感，抓住材料、稿件的切入点等都不成问题，但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广播稿”和“省报新闻稿”这两种新闻文体的巨大差异。我的发稿率还是可以的，但在版面上看，都很另类，一位编辑一个劲说我写得活泛，不像一板一眼的省报稿件，也不知是褒还是贬。
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突然觉得8年广播新闻的采写经验，已经成了写省报稿子的障碍，原来的职业长板变成现在的短板，这种困惑感是从校门直接进入报社的同事所不能体会到的。好在我头脑还算清醒，在职业尚未出现下行趋势时，及时找漏洞，并想方设法改进。
那就从寻找省报稿件的语感和文本入手吧。翻阅每年一册的“好新闻汇编”，对自己的帮助不大，于是，我采用了最笨拙的方法：遇到同样题材、体裁的稿件，就仿照同事前几天的稿件摹写。那时还没电脑呢，都是手写，有时为了模仿得像，一篇几百字的消息，要撕坏七八张稿纸。许多情况是，模仿的文本形式像了，但稿子却越改越干瘪。尽管几篇稿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转载了，但困惑并没有减轻，那种要掉队的感觉依旧强烈。
我给自己下了“死令”，无论如何，稿件也要由“拟声摹形”变为“神形兼备”。《去产能，配角显现强大竞争力》一稿，是我成功转型的关键稿件。当时，在一位副总编辑的直接指导下，我以工业产品结构性过剩为背景，报道了某市以生产国家主导产业中关键零配件，作为区域工业经济发展方向，首次发现、提炼出了“配角经济”一词，视角还算独到，具备了一定的新闻性和视觉冲击力。 在写作上，我用900多字的篇幅，撷取最具典型化的事实，用内在逻辑层层递进，把“配角经济”形象、准确、凝练地传达出来。在省报头版头条发表后，许多央媒和各省主流媒体都作了转载，社会反响不错。
大概从这篇报道开始，我感觉到，“广播稿”和“省报新闻稿”的选择，实际是看问题的视角视野，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的选择，自信心终于建立起来，下行感逆袭，产生了天天向上的昂扬和愉快。
一点通，事事通，我灵机一动，何不试试，由文体困惑进行一次文体创新？说来话长了，想当年，我也是文青一枚。在校期间，担任过校园内刊的文学编辑，在晚报发表过豆腐块文章，杂志上也常见自己的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个巴掌大的小文。现在，省报文体我已经能熟练掌握了，那就用文学手法在新闻文体上作些探索和尝试吧。
2003年6月，我要采写一篇财经类的报道，里面涉及大量经济法规，容易使稿件冗长枯燥。于是，我在行文的结构、语言和形式上动起脑筋，运用古代诗歌“比兴”手段，在每一个分主题前，都加上一则故事、寓言和言论，语言的运用也亦庄亦谐，尽量降低阅读障碍，读起来有妙趣横生感，还对所陈述的主题起到了深化的作用。
后来，我又摸索自创了网络体、绘画体、诗歌体文本。网络体好理解，绘画体形式上借鉴“新小说派”重视视觉效果，直接展示外部生活流的表现手法。诗歌体嘛，就是运用诗歌的结构，来完成一个重大事件的综述。这时，以前广播稿的一些特色被我重启，比如注意句式的长短搭配、平仄相间，再比如注意聲、韵、调，力求口语化和可读性。文本呈现出来，总编辑说每篇都气韵丰沛、鲜活大气。
谁都会遭遇职业下行，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美好的愿望里。我的感受是，下行进行时，能力问题不可怕，态度不端才是大问题。我是个挺笨的人，但凡事都有勤奋的态度。所以，我用勤去补拙，用勤去抓下行风险的防控。走到今天，结果还不错。
为行者点上一盏灯
高女士 44岁 心理咨询师
【诉说】我是某临终关怀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在全国，我和同事们是较早做这行的。那是20年前了，人们对心理咨询还很陌生，对“临终关怀”更是缺乏了解，所以非常抵触。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肿瘤医院，找到一间病房，进去就说：“我们是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家属吓死了，拼命摇头摆手，“干什么的？出去！”
晚上反省，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什么临终，你一脚进去，直勾勾地说这话，好像去宣判死亡，患者和家属能接受吗？于是，我们改变了思路，第二天跟同伴一起在病房里泡着，了解病区的整个治疗流程，甚至跟着医生坐门诊。慢慢地，患者和家属的戒心消除了。
第一个向我求助的，是一名患者的女儿，父亲早逝，母女相依为命。女孩子向母亲隐瞒了病情，独自抵御着无边的沉重，一踏进病房，又马上装出笑嘻嘻的样子。她感觉要崩溃了，但不敢跟母亲透露半分。
我告诉她，应该立即和母亲交流，告知实情，否则，万一哪天母亲走了，要交代的都没交代，会留下更大遗憾。女孩听了劝告，跟母亲讲明实情。母女抱头痛哭，表达着彼此的爱和不舍。后来，我看到那位母亲很安静，每天和女儿有说有笑的，我感到特别欣慰。
第二位是医生引荐的。这是一位40多岁的肝癌患者，家人不怎么出现，住院费都是以划账的形式打到医院账户。患者很孤单，需要关怀。我找到患者妻子，那是一位看上去精疲力尽的女人，哭着对我说，男人生病好几年了，现在复发转移，已是生命末期。自己所在公司的老板很迷信，员工生病都很忌讳。
她做财务工作，很受重用，收入也不少。所以，她不敢让同事和老板知道这事。如果她每天医院、公司两头跑，饭碗可能就保不住了。她不只是上班辛苦，下了班，还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还要给念高三的女儿做饭。
我问这些情况亲友们都知道吗？女人说没人问，也不想解释，家里人都骂她没良心。我跟她商量，怎么跟女儿讲父亲的病情。她按着我的建议，带着女儿来到病房，我退出来，转身关门的瞬间，我看到一家三口相拥痛哭，女儿不断给父亲擦眼泪……
一个月后，男人平静地走了。他给我留下一行字：“祝福你，好姑娘。”我参加了他的葬礼，送上一大束花，还用他生前最喜欢的那张晚报做了包装纸。有了第一位、第二位，就有接下来无数患者和家属。现在，我已做了20多年，从来没有过倦怠感和下行感。相反，在服务中，看到他人对自己认可，看到在死亡之路上，我可以为行者点上一盏灯，让无可改变的黑暗有一束光、一份暖，这样的职业，这样的工作，每天都是崭新的，都是极其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很常规，但一言难尽的话题。简单的评估没有价值，那些下行过程中盘根错节的背景、成因，才是这个话题最该探讨的内容。好吧，那就有话直说，讲讲下行与否背后的故事吧。
绕着行路
章女士 35岁 教师
【诉说】我父母都是搞体育的，我遗传了他们的运动基因，从小就爱蹦蹦跳跳，14岁时，身高就达到了1.76米。父母的同事们都说是打篮球的好苗子，于是，我进了省体校，主修篮球专业。
体校毕业后，我成了省二队的职业球员。很快，又从省二队打到省一队，并成了主力前锋，接下来的目标是进国家青年队。可身为前锋，我进国家青年队的优势并不明显，即便勉强进了，也只能打后卫。那怎么行？我自认自己就打前锋的料，若当不了前锋，那宁可不打篮球了。
我婉拒省队的挽留，也没听父母到中学当体育老师的规划，而是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考入一家著名的模特培训学校，从走猫步做起，开始了从职业运动员到职业模特的转型。
从球场摸爬滚打出来的我，模特训练就是小菜一碟。我表现出色，很快就脱颖而出。学校把我介绍给某经纪公司，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接活儿，也就是进行实操训练，还能赚些生活费。
实操让我真正走向了社会，这是跟体校、模特学校大不同的人生课堂。穿着华服，迎着热辣的目光，昂首挺胸地站俩小时，几百元就到手了。我心里暗爽，觉得钱来的容易，殊不知，经纪公司私下里，已经扣下我应得的好几百元。开始我还不大在乎，但时间长了，剥夺感、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盘活人际资源，编织人脉网，是我的弱项。我打怵做，索性想方设法拒绝。一次，去广告公司面试，男经理说好带我去办公室，七拐八拐的，却把我带进一处别墅。看上去像工作室，但里面空无一人，我马上警觉起来。他问我为什么选择做模特，我没好气地答“身材好”。他把双手搭在我肩上，又问：“之前是做什么的？”我灵机一动，说：“做记者，跑法律线。”
他把手缩了回去，坐到沙发里讪讪地说：“好好的记者不做了，当起模特，不觉可惜吗？”我哈哈大笑，说：“做模特是做记者的延伸，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人情世故、了解社会。再说，我大学学的是法律，尤其是民法，可以帮我少受欺负，做自己的法律顾问。”
经理尴尬地咳嗽起来，然后跟我说，他身体发冷，嗓子干痒，可能是感冒了，所以面试改日。我一溜烟地跑出来，站在别墅区外，差点儿笑岔气。以我的身手和人高马大的气势，这经理伤不到我一丝毛发。只是他的拙劣表现，让我看到这个圈子里，光鲜背后的那些不堪。
那段时间我过的并不开心。钱倒是赚不少，但对潜规则的格格不入，也失去很多往上走的机会。6年下来，台上，我在聚光灯下穿着比基尼风情万种。台下，我只是一个穿着T恤衫和拖鞋，背一个简陋大包的高个子女孩，经常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等朋友。
显然，我的职业路下行了，直观表现就是倦怠感。一天，一位真正的女记者带我参加某摇滚音乐节。我俩是在工作中认识的，她是娱记，有许多艺术圈朋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乐，觉得很有劲、很迷幻，够刺激，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偶尔发表个意见，作番点评，竟得到她和一些资深乐评人的肯定和鼓励。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写起关于摇滚乐的乐评。
我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我手写我心，好玩，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那种肆无忌惮的洒脱姿态，引来“玩深刻”“假愤青”之类的骂声。有一次，我评点一位知名歌手，因用词太激烈，把经纪人都给逼急眼了，冲我喊：“你是不是缺钱啊，直说，我给你，别天天拿着笔像红樱枪似的，见谁戳谁！”但我还是感谢那些才华横溢的乐队主唱们，从他们身上，我懂得了音乐，从中获得了力量。现在，模特和乐评已经都不是我的职业了，我已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职业下行时我没有一条道跑到黑，而是审时度势，及时拐弯，懂得的这一道理，收获的这份智慧，让我受益终身。
10年长板 10年短板
肖先生 53岁 媒体人
【诉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播电台当记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台流行同期聲，我操着浓重的方言模仿播音老师的普通话，听上去又笨又土。但主任很欣赏，说用这种声音讲新闻，显得亲切可靠，让我坚持。7年就这样过下来，我在电台的记者生涯迎来转折点。1995年秋，我调入省报，成了新闻部的文字记者。
对新闻采写的感觉，就像在模仿普通话，这时的我，已有8年的从业经历。一般的新闻敏感，抓住材料、稿件的切入点等都不成问题，但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广播稿”和“省报新闻稿”这两种新闻文体的巨大差异。我的发稿率还是可以的，但在版面上看，都很另类，一位编辑一个劲说我写得活泛，不像一板一眼的省报稿件，也不知是褒还是贬。
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突然觉得8年广播新闻的采写经验，已经成了写省报稿子的障碍，原来的职业长板变成现在的短板，这种困惑感是从校门直接进入报社的同事所不能体会到的。好在我头脑还算清醒，在职业尚未出现下行趋势时，及时找漏洞，并想方设法改进。
那就从寻找省报稿件的语感和文本入手吧。翻阅每年一册的“好新闻汇编”，对自己的帮助不大，于是，我采用了最笨拙的方法：遇到同样题材、体裁的稿件，就仿照同事前几天的稿件摹写。那时还没电脑呢，都是手写，有时为了模仿得像，一篇几百字的消息，要撕坏七八张稿纸。许多情况是，模仿的文本形式像了，但稿子却越改越干瘪。尽管几篇稿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转载了，但困惑并没有减轻，那种要掉队的感觉依旧强烈。
我给自己下了“死令”，无论如何，稿件也要由“拟声摹形”变为“神形兼备”。《去产能，配角显现强大竞争力》一稿，是我成功转型的关键稿件。当时，在一位副总编辑的直接指导下，我以工业产品结构性过剩为背景，报道了某市以生产国家主导产业中关键零配件，作为区域工业经济发展方向，首次发现、提炼出了“配角经济”一词，视角还算独到，具备了一定的新闻性和视觉冲击力。 在写作上，我用900多字的篇幅，撷取最具典型化的事实，用内在逻辑层层递进，把“配角经济”形象、准确、凝练地传达出来。在省报头版头条发表后，许多央媒和各省主流媒体都作了转载，社会反响不错。
大概从这篇报道开始，我感觉到，“广播稿”和“省报新闻稿”的选择，实际是看问题的视角视野，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的选择，自信心终于建立起来，下行感逆袭，产生了天天向上的昂扬和愉快。
一点通，事事通，我灵机一动，何不试试，由文体困惑进行一次文体创新？说来话长了，想当年，我也是文青一枚。在校期间，担任过校园内刊的文学编辑，在晚报发表过豆腐块文章，杂志上也常见自己的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个巴掌大的小文。现在，省报文体我已经能熟练掌握了，那就用文学手法在新闻文体上作些探索和尝试吧。
2003年6月，我要采写一篇财经类的报道，里面涉及大量经济法规，容易使稿件冗长枯燥。于是，我在行文的结构、语言和形式上动起脑筋，运用古代诗歌“比兴”手段，在每一个分主题前，都加上一则故事、寓言和言论，语言的运用也亦庄亦谐，尽量降低阅读障碍，读起来有妙趣横生感，还对所陈述的主题起到了深化的作用。
后来，我又摸索自创了网络体、绘画体、诗歌体文本。网络体好理解，绘画体形式上借鉴“新小说派”重视视觉效果，直接展示外部生活流的表现手法。诗歌体嘛，就是运用诗歌的结构，来完成一个重大事件的综述。这时，以前广播稿的一些特色被我重启，比如注意句式的长短搭配、平仄相间，再比如注意聲、韵、调，力求口语化和可读性。文本呈现出来，总编辑说每篇都气韵丰沛、鲜活大气。
谁都会遭遇职业下行，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美好的愿望里。我的感受是，下行进行时，能力问题不可怕，态度不端才是大问题。我是个挺笨的人，但凡事都有勤奋的态度。所以，我用勤去补拙，用勤去抓下行风险的防控。走到今天，结果还不错。
为行者点上一盏灯
高女士 44岁 心理咨询师
【诉说】我是某临终关怀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在全国，我和同事们是较早做这行的。那是20年前了，人们对心理咨询还很陌生，对“临终关怀”更是缺乏了解，所以非常抵触。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肿瘤医院，找到一间病房，进去就说：“我们是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家属吓死了，拼命摇头摆手，“干什么的？出去！”
晚上反省，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什么临终，你一脚进去，直勾勾地说这话，好像去宣判死亡，患者和家属能接受吗？于是，我们改变了思路，第二天跟同伴一起在病房里泡着，了解病区的整个治疗流程，甚至跟着医生坐门诊。慢慢地，患者和家属的戒心消除了。
第一个向我求助的，是一名患者的女儿，父亲早逝，母女相依为命。女孩子向母亲隐瞒了病情，独自抵御着无边的沉重，一踏进病房，又马上装出笑嘻嘻的样子。她感觉要崩溃了，但不敢跟母亲透露半分。
我告诉她，应该立即和母亲交流，告知实情，否则，万一哪天母亲走了，要交代的都没交代，会留下更大遗憾。女孩听了劝告，跟母亲讲明实情。母女抱头痛哭，表达着彼此的爱和不舍。后来，我看到那位母亲很安静，每天和女儿有说有笑的，我感到特别欣慰。
第二位是医生引荐的。这是一位40多岁的肝癌患者，家人不怎么出现，住院费都是以划账的形式打到医院账户。患者很孤单，需要关怀。我找到患者妻子，那是一位看上去精疲力尽的女人，哭着对我说，男人生病好几年了，现在复发转移，已是生命末期。自己所在公司的老板很迷信，员工生病都很忌讳。
她做财务工作，很受重用，收入也不少。所以，她不敢让同事和老板知道这事。如果她每天医院、公司两头跑，饭碗可能就保不住了。她不只是上班辛苦，下了班，还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还要给念高三的女儿做饭。
我问这些情况亲友们都知道吗？女人说没人问，也不想解释，家里人都骂她没良心。我跟她商量，怎么跟女儿讲父亲的病情。她按着我的建议，带着女儿来到病房，我退出来，转身关门的瞬间，我看到一家三口相拥痛哭，女儿不断给父亲擦眼泪……
一个月后，男人平静地走了。他给我留下一行字：“祝福你，好姑娘。”我参加了他的葬礼，送上一大束花，还用他生前最喜欢的那张晚报做了包装纸。有了第一位、第二位，就有接下来无数患者和家属。现在，我已做了20多年，从来没有过倦怠感和下行感。相反，在服务中，看到他人对自己认可，看到在死亡之路上，我可以为行者点上一盏灯，让无可改变的黑暗有一束光、一份暖，这样的职业，这样的工作，每天都是崭新的，都是极其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