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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本书是在政府与市场分工的逻辑前提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观察。今日,中国必须为经济学理论和自由市场的正当性找到真正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道德伦理。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如何理解中国经济30年来的快速增长,是国内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永不过时的话题。
秋风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译介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之一。通过对哈耶克及苏格兰道德哲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看待中国的视角。
这个时代的第一显学是经济学;经济学也是媒体的宠儿,在各种大众媒体上活跃着大量职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是经济——执政党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官员将升官发财作为最高追求,民众以货币收入论高下。媒体以财富题材聚拢眼球——于是一切向钱看。物质财富俨然已成无神论时代的新神灵和新图腾,受到所有人的顶礼膜拜。
物质崇拜的第一个表现,是将物质财富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药。面对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矛盾,官员们提出的方案不外乎靠经济发展解决问题。用金钱收入平息不满,以收入分配化解矛盾。经济学家们则非常乐于为此提供学术依据。例如,提出基尼系数大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并不断告诉政府,只要基尼系数不高于某个数字,例如0.4,社会就能维持安定。政府似乎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结论:只要对富裕人群课以重税,并给贫困人群提供一些福利救助,基尼系数就能降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能维持下去。
但这显然是个神话。以为控制了某个数字就能维持社会安定,是现代版本的掩耳盗铃。一个社会能否维持安定,当然与财富分化程度有关,但也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外部环境有关,更与这个社会的基础制度高度相关。从历史上看,经济繁荣期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况并不少见,反之,某些非常贫穷但仍维持社会安定的案例也是存在的。而贫富差距,以及用来表达收入分布不均等性的基尼系数,与社会是否动荡并不存在严格的统计相关性。
物质崇拜的第二个表现,则是将物质财富的增长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虽然很少有人公开这样讲,政府也宣布要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但在实践中,人们仍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画上等号,以为只要经济在增长,中国社会就在进步。
这也是幻觉。经济增长仅仅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增长,而生产能力的增长既可能源于技术进步,也可能源于制度改良,甚至仅仅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外部贸易条件的改善,都可以带来经济增长。显然,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事实上,在特定条件下,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反而会在短期内造成经济衰退。例如,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那些借債过多经营不善的企业会大量倒闭,这当然会造成生产能力的短期下降,并表现为GDP负增长,但对整体经济的健康却是有益的。
物质崇拜制造的最大问题,是鼓励政府无止境地介入经济活动。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通常反对政府干预,但他们很少意识到政府干预的根源正是他们鼓吹的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既然物质财富如此神圣,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政府又岂能置身事外?如果政府不为经济增长出一把力,那又怎么能算是负责任的政府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的经济至上,最终套牢了他们自己。我以为,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总是有意无意充当政府幕僚的原因。当他们就公共问题发言的时候,总是试图为政府出主意,或假设自己在为政府出主意,而政府也的确是职业经济学家的主要雇主。
要摆脱这种悖论,就必须抛弃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必须放弃用经济增长为自由市场辩护的思路。换言之,必须为经济学理论和自由市场的正当性找到真正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道德伦理。
本书是在政府与市场分工的逻辑前提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观察。今日,中国必须为经济学理论和自由市场的正当性找到真正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道德伦理。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如何理解中国经济30年来的快速增长,是国内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永不过时的话题。
秋风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译介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之一。通过对哈耶克及苏格兰道德哲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看待中国的视角。
这个时代的第一显学是经济学;经济学也是媒体的宠儿,在各种大众媒体上活跃着大量职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是经济——执政党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官员将升官发财作为最高追求,民众以货币收入论高下。媒体以财富题材聚拢眼球——于是一切向钱看。物质财富俨然已成无神论时代的新神灵和新图腾,受到所有人的顶礼膜拜。
物质崇拜的第一个表现,是将物质财富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药。面对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矛盾,官员们提出的方案不外乎靠经济发展解决问题。用金钱收入平息不满,以收入分配化解矛盾。经济学家们则非常乐于为此提供学术依据。例如,提出基尼系数大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并不断告诉政府,只要基尼系数不高于某个数字,例如0.4,社会就能维持安定。政府似乎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结论:只要对富裕人群课以重税,并给贫困人群提供一些福利救助,基尼系数就能降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能维持下去。
但这显然是个神话。以为控制了某个数字就能维持社会安定,是现代版本的掩耳盗铃。一个社会能否维持安定,当然与财富分化程度有关,但也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外部环境有关,更与这个社会的基础制度高度相关。从历史上看,经济繁荣期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况并不少见,反之,某些非常贫穷但仍维持社会安定的案例也是存在的。而贫富差距,以及用来表达收入分布不均等性的基尼系数,与社会是否动荡并不存在严格的统计相关性。
物质崇拜的第二个表现,则是将物质财富的增长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虽然很少有人公开这样讲,政府也宣布要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但在实践中,人们仍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画上等号,以为只要经济在增长,中国社会就在进步。
这也是幻觉。经济增长仅仅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增长,而生产能力的增长既可能源于技术进步,也可能源于制度改良,甚至仅仅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外部贸易条件的改善,都可以带来经济增长。显然,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事实上,在特定条件下,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反而会在短期内造成经济衰退。例如,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那些借債过多经营不善的企业会大量倒闭,这当然会造成生产能力的短期下降,并表现为GDP负增长,但对整体经济的健康却是有益的。
物质崇拜制造的最大问题,是鼓励政府无止境地介入经济活动。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通常反对政府干预,但他们很少意识到政府干预的根源正是他们鼓吹的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既然物质财富如此神圣,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政府又岂能置身事外?如果政府不为经济增长出一把力,那又怎么能算是负责任的政府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的经济至上,最终套牢了他们自己。我以为,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总是有意无意充当政府幕僚的原因。当他们就公共问题发言的时候,总是试图为政府出主意,或假设自己在为政府出主意,而政府也的确是职业经济学家的主要雇主。
要摆脱这种悖论,就必须抛弃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必须放弃用经济增长为自由市场辩护的思路。换言之,必须为经济学理论和自由市场的正当性找到真正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道德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