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299),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书西晋初年出土,经过多次整理,曾有多种不同的整理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其书或隐或显;前人引用,文字也颇多异同.清代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世传《竹书纪年》已非汲冢原书,而是明人伪造.清道光中,朱右曾开始从古书中辑录《竹书纪年》文字,编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世传之本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世传之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先生对朱书进行校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299),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书西晋初年出土,经过多次整理,曾有多种不同的整理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其书或隐或显;前人引用,文字也颇多异同.清代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世传《竹书纪年》已非汲冢原书,而是明人伪造.清道光中,朱右曾开始从古书中辑录《竹书纪年》文字,编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世传之本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世传之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先生对朱书进行校证,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同时,为了证明世传之本为伪书,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先生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古籍辨伪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影响.重新梳理《竹书纪年》的整理与流传情况以及对王国维先生的研究进行讨论,是一件颇具文献学意义的工作.
其他文献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NDM-5-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from aquatic products in Guangzhou,China.A total of 196 intestinal samples of grass carp collected in 2019 were screened for carbapenemase genes.Characterization of blaNDM-5 positive isolates and
文章以朱熹楚辞三书即《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为研究对象,在揭示楚辞三书遗稿面貌的同时,论证朱熹的撰作过程,并尝试解答楚辞三书遗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其一,考述早期刊本,交代楚辞三书遗稿演变为今传本面貌的经过.其二,梳理《楚辞后语》未完稿中保存的诸多细节,揭示出朱熹撰作过程的无序性.其三,考证论定今传本中已被删减的《楚辞集注》所附《反离骚》为未完稿.其四,进一步论证认为《楚辞集注》虽形成过初稿,但并未最终完稿.其五,论证朱熹去世前曾更定《楚辞集注》初稿篇目,因此导致《楚辞集注
通过比对甲骨金文中“斤”“戈”的字形,结合甲骨文字中勾廓与线条往往无别的构形规律,并综合考察相关考古出土材料,确认甲骨文中的“(f)”可释作“戈”.对“戈”“斤”“(专)”“刀”等字作为部件时的形体作辨析,揭示并分析相关意符之间的通用现象.考察异体字之间的形近部件时,应以字形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结合考古实物等多种材料,认清字形的核心特征,从而避免混淆不同之字或割裂同一字的异体.
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是“库方”藏品的一部分,曾著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和《英国所藏甲骨集》.该馆官方网站近年公布了这批材料的高清照片,为全面观察甲骨各种现象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勘摹本、拓片、照片,可对疑伪甲骨刻辞进行更为准确、精细的甄辨.事实上,既有研究以为伪刻的部分仍有25例真辞.这些刻辞为商代历史、语言研究和甲骨学本体研究提供了资料.通过对这批甲骨真伪的综合研究,早期流传的甲骨伪刻的作伪特点亦得以归纳总结.
高温超导(HTS)电流引线是大型超导磁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使用Bi-2223超导带制作而成.高温超导材料具有失超传播速度慢和失超电压微弱的特点,这对失超检测设计提出很大的挑战.使用分布式光纤作为传感器,设计并制作了光纤封装件,在液氮环境下开展失超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使用分布式光纤能够探测电流引线上的温度分布,实现快速的失超检测及热点定位.
推导了求解交流损耗H方程法的数值计算公式,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有限元仿真软件PDE模块建立单根超导带材仿真模型,并介绍模型参数、网格剖分和物理场设置等流程和细节,系统分析不同幅值交流传输电流下的磁场分布和交流损耗.仿真结果显示,磁场强度较大的位置在超导带材的两端,并向中间区域逐渐减小.随着通入交流传输电流的幅值增加,超导带材内部及周围空气的磁场强度、磁场穿透深度和交流损耗也有了明显的增加.通过二维与三维仿真结果对比分析,证实三维仿真设置的正确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The Hengduan Mountains Region(HMR)is the largest“evolutionary frontier”of the northern temperate zone,and the origin and maintenance of species in this area is a research hotspot.Exploring species-specific responses to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
《钦定词谱》与《历代诗馀》在使用的文献底本、所持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历代诗馀》不是《钦定词谱》的底本,《钦定词谱》扩充词调之功与《历代诗馀》的编纂关系不大.《钦定词谱》开始编纂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春,分纂官楼俨在其研究理论的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楼俨与其他十二位通过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试选拔的分纂人员不同,曾刊制《词鹄初编》《群雅集》两部大型词谱,受孙致弥举荐入纂,是一位有着丰富的词谱编纂经验的专业人才.《钦定词谱》的文献底本、词乐研究、词韵研究、词调本事研究以及历来被学者称道的注释宫调、互校出谱、批
清代可考的朱彝尊诗注共有十六种,注者群体以嘉兴府士人(同里后学)为主.诗注的编纂和刊刻主要受社会风气、士人趣味、文本的地域性、注本的象征性等方面影响和推动.流传最广的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注本以及新发现的李富孙批语过录本在文献的层累中不断更新,其递进关系可以给未来的汇注指明方向,其开放性则昭示着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往复.“诗注再生产”是文学史上颇为普遍的现象,其机制、策略、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能由此扩大文集影响力,成为作家经典化的重要一环.
从“宀”、从“玉”或“贝”(或兼从“玉”从“贝”)之形应该是“宝”“富”共同的表义初文,即屋中藏有玉、贝,它既可以表示“珍宝”之“宝”,也可以表示家中很有财货即“丰于财”的“富”.后来为了区分读音相近的“宝”“富”二字,于是在它们共同的表义初文上添加“桴/缶”声即成“宝”字,添加“吾”声即成“(窟)(富)”字.两周金文中,“富”“宝”“福”关系密切,彼此可构成糅合字形.师嫠簋盖铭“永宝用”之“宝”,器铭异文作“(窟)”,宜看作形音皆近的两字相通之例.朋叔壶盖铭“票”应释作“福”,它与器铭“宝”是音近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