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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坐二望一的中国，对外战略诉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过去的出口、引资转变为新的三大诉求：一是推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保证中国产业的顺利升级；二是扩大中国资金在海外的发展空间；三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货币政策更具自主性、金融体系走向稳定。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并在国际上接连出牌，从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加G20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到参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及成立丝路基金等，这一系列动作让大家明显感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时代已经到来。
新常态呼唤大国经济外交
近十年前，笔者在新财富开辟专栏时，专门谈到中国的发展急需大国发展战略，因此，本专栏的名称也确定为“大国战略”。
当时，笔者将大国发展战略归纳为六大要素，三个“对内”和三个“对外”。对内要素是：统一的大市场、独特的应用技术、协调的中央地方关系；对外要素是：大国经济外交和舆论导向、有管理的国际贸易战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详见本专栏2005年4月文章《中国的发展需要大国战略》）。近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大国发展战略，特别是大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战略了。
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新诉求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国和出口国，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在这一系列“第一大”的头衔下，中国对外战略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调整。中国过去追求的对外出口、吸引外资、稳定增长的外汇储备从而营造稳定的国际收支，如今已随经济的发展，转变为新的三大诉求。
第一大诉求是在中国产业逐渐升级且日益与西方企业发生直接竞争的情况下，需要推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保证国内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产品，比如汽车，能够顺利完成升级，不在这一过程中被海外同类产品提前打败，最终顺利走出去。
第二大诉求是让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能够逐步、顺利地在海外获得发展空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预计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将会超过1100亿美元，首次超过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个格局还将不断演变，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格局与西方企业有所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并没有掌握一套能够在世界各地复制的商业模式，因此，它们主要采取的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补品型”投资模式；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方式是复制自己在本土成功的商业模式，是扩张型、“克隆型”投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担当起保护本国海外投资、从海外获得各种资源的责任。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外交的第三大诉求是让人民币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其最终目的就是让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具自主性，免受美国等发达经济、金融体的政策影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长远收益就是，中国在资金双向流动的情况下，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保证汇率的稳定，保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是今日的美元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长期拥有的特殊地位。
以实力为基础，走市场化渐进之路，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改变国际规则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国际规则中，有一部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它能帮助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避免过多或过早地承担与之不相称的国际责任。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金融领域，当前的许多运行规则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利的，需要逐步加以改变。
改变国际规则，绝不仅仅靠外交、喊口号和抢占道德制高点等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经济实力。实力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强大能力、中国的资金市场，实力就是中国掌握的大量资金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上良好预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规则的改变，往往必须在一个国家实力积攒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完成。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直到一战结束，美国才逐步发挥其国际作用。而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及经济、金融规则制定者的时代，则是在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才真正开启的。当时，英国的经济思维在全球是领先的。凯恩斯率领的庞大的代表团踌躇满志地来到布雷顿森林会场，但据当事人的记载，他们最终败兴而归。英国人所提出的方案有很多合理之处，比如说，凯恩斯提出美元不与黄金挂钩，而在国际上产生新的货币“班克尔”，使其与30种大宗产品的产量和价格挂钩。无奈，美国是第一大强国，此次会议依然通过了使用美国标准的决议。最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本土达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却被美国国会部分推翻，当时所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ITO）没有被美国国会承认。
反观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在逐步提升，但是相比美国还有相当的差距。这种情况下，改变国际规则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渐进式地采取措施。改变国际规则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经济战场上。只有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才能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并赢得胜利。
当今世界，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整体上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人民币国际化在除美国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也颇受欢迎，这些国家希望借人民币国际化之机扩大自己金融服务业的规模，这就是当前中国改变国际规则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以及李克强总理在最近的出访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利用资金优势建立一系列的开发型金融机构，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海外拓展空间；二是注意从周边国家及与中国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做起，逐步打造对中国有利的世界贸易规则；三是提出亚太经合区的概念，以应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建议。
不过，可以预见，改变国际规则的进程将非常漫长，其中也可能不乏种种波折。
中美博弈将会一波三折
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营造世界贸易格局上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诉求，因此，双方在某些方面必然会产生一定冲突。201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上，双方之间的斗争就非常激烈。美国政府不同意在会议上提出启动APEC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然而，中国政府坚持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最终获得通过。这是外交上的胜利，也是中国以实力斗争的结果。
可以预计，奥巴马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很有可能将主要的政治资本投入到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经济事务上。因此，美国与中国将会出现一定的冲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不能排除美国日益趋向于单边主义的国会有可能否决奥巴马当局在新政上努力的成果，从而否决TPP，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一可能。中国政府的基本战略目前看来比较合理，那就是从周边做起，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做起，力争与它们逐个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通过这一策略，使得美国即便达成TPP协议，实质上也无法对中国构成太大威胁。
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启示
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应该紧紧抓住人民币国际化、自由贸易协议和投资保护协议等各种机遇，潜心研究与中国达成和即将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的情况。
在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情况下，相关企业特别应该注意全球各个金融中心—包括英国伦敦和德国法兰克福—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情况。由于当地市场对高质量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需求非常旺盛，因此，在这些国家发行债券的利率有可能比国内还低。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发行债券能起到重要的公关和广告作用，能够让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先一步走出去。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外交并不是政府的独角戏，企业应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应该积极地向政府提出建议，把企业走出去中碰到的种种困扰转化成国家对外开放的诉求，让中国的经济外交变得更加积极和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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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并在国际上接连出牌，从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加G20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到参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及成立丝路基金等，这一系列动作让大家明显感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时代已经到来。
新常态呼唤大国经济外交
近十年前，笔者在新财富开辟专栏时，专门谈到中国的发展急需大国发展战略，因此，本专栏的名称也确定为“大国战略”。
当时，笔者将大国发展战略归纳为六大要素，三个“对内”和三个“对外”。对内要素是：统一的大市场、独特的应用技术、协调的中央地方关系；对外要素是：大国经济外交和舆论导向、有管理的国际贸易战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详见本专栏2005年4月文章《中国的发展需要大国战略》）。近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大国发展战略，特别是大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战略了。
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新诉求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国和出口国，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在这一系列“第一大”的头衔下，中国对外战略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调整。中国过去追求的对外出口、吸引外资、稳定增长的外汇储备从而营造稳定的国际收支，如今已随经济的发展，转变为新的三大诉求。
第一大诉求是在中国产业逐渐升级且日益与西方企业发生直接竞争的情况下，需要推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保证国内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产品，比如汽车，能够顺利完成升级，不在这一过程中被海外同类产品提前打败，最终顺利走出去。
第二大诉求是让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能够逐步、顺利地在海外获得发展空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预计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将会超过1100亿美元，首次超过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个格局还将不断演变，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格局与西方企业有所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并没有掌握一套能够在世界各地复制的商业模式，因此，它们主要采取的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补品型”投资模式；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方式是复制自己在本土成功的商业模式，是扩张型、“克隆型”投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担当起保护本国海外投资、从海外获得各种资源的责任。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外交的第三大诉求是让人民币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其最终目的就是让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具自主性，免受美国等发达经济、金融体的政策影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长远收益就是，中国在资金双向流动的情况下，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保证汇率的稳定，保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是今日的美元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长期拥有的特殊地位。
以实力为基础，走市场化渐进之路，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改变国际规则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国际规则中，有一部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它能帮助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避免过多或过早地承担与之不相称的国际责任。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金融领域，当前的许多运行规则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利的，需要逐步加以改变。
改变国际规则，绝不仅仅靠外交、喊口号和抢占道德制高点等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经济实力。实力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强大能力、中国的资金市场，实力就是中国掌握的大量资金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上良好预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规则的改变，往往必须在一个国家实力积攒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完成。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直到一战结束，美国才逐步发挥其国际作用。而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及经济、金融规则制定者的时代，则是在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才真正开启的。当时，英国的经济思维在全球是领先的。凯恩斯率领的庞大的代表团踌躇满志地来到布雷顿森林会场，但据当事人的记载，他们最终败兴而归。英国人所提出的方案有很多合理之处，比如说，凯恩斯提出美元不与黄金挂钩，而在国际上产生新的货币“班克尔”，使其与30种大宗产品的产量和价格挂钩。无奈，美国是第一大强国，此次会议依然通过了使用美国标准的决议。最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本土达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却被美国国会部分推翻，当时所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ITO）没有被美国国会承认。
反观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在逐步提升，但是相比美国还有相当的差距。这种情况下，改变国际规则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渐进式地采取措施。改变国际规则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经济战场上。只有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才能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并赢得胜利。
当今世界，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整体上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人民币国际化在除美国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也颇受欢迎，这些国家希望借人民币国际化之机扩大自己金融服务业的规模，这就是当前中国改变国际规则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以及李克强总理在最近的出访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利用资金优势建立一系列的开发型金融机构，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海外拓展空间；二是注意从周边国家及与中国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做起，逐步打造对中国有利的世界贸易规则；三是提出亚太经合区的概念，以应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建议。
不过，可以预见，改变国际规则的进程将非常漫长，其中也可能不乏种种波折。
中美博弈将会一波三折
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营造世界贸易格局上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诉求，因此，双方在某些方面必然会产生一定冲突。201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上，双方之间的斗争就非常激烈。美国政府不同意在会议上提出启动APEC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然而，中国政府坚持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最终获得通过。这是外交上的胜利，也是中国以实力斗争的结果。
可以预计，奥巴马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很有可能将主要的政治资本投入到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经济事务上。因此，美国与中国将会出现一定的冲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不能排除美国日益趋向于单边主义的国会有可能否决奥巴马当局在新政上努力的成果，从而否决TPP，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一可能。中国政府的基本战略目前看来比较合理，那就是从周边做起，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做起，力争与它们逐个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通过这一策略，使得美国即便达成TPP协议，实质上也无法对中国构成太大威胁。
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启示
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应该紧紧抓住人民币国际化、自由贸易协议和投资保护协议等各种机遇，潜心研究与中国达成和即将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的情况。
在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情况下，相关企业特别应该注意全球各个金融中心—包括英国伦敦和德国法兰克福—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情况。由于当地市场对高质量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需求非常旺盛，因此，在这些国家发行债券的利率有可能比国内还低。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发行债券能起到重要的公关和广告作用，能够让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先一步走出去。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外交并不是政府的独角戏，企业应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应该积极地向政府提出建议，把企业走出去中碰到的种种困扰转化成国家对外开放的诉求，让中国的经济外交变得更加积极和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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