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彼得大帝的态度，构成了理解俄罗斯近代史的分水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前者歌颂彼得的功绩和欧洲文化理想，充斥着反基督色彩;后者驻足于模糊的往昔感慨和未来憧憬，携带着虔诚的信仰。两者交织在一起，指向通往尘世天国的隐秘路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

面向“深渊”

　　今年适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200周年、逝世140周年。他是俄罗斯文化、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杰出代表之_。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预言：“俄罗斯将向全世界说出间所未间的豪言壮语。”同时，他笔下的伊万一卡拉马佐夫说：“我想到欧洲去，阿辽沙。那里埋葬着亲爱的死者，每座坟墓上面的石碑，都在讲述着那已成明日黄花的激荡生活，对于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学说的炽烈信心。我要跪在地上，要亲吻这些石碑，要流出热泪。”

　　在欧洲各种文化之间游走，才不会固执于一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源头的普希金，就曾脱离基督教教师的教导，奔向异教的偶像。

　　俄罗斯人的痛苦或者幸福，就在于他们的确有“两个祖国，即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

　　“他們中间有两个奇妙的造物，以魔幻的魅力吸引了我。那是两个魔鬼的形象：一个是德尔斐（编者注：泛希腊圣地）的偶像，容貌年轻，表情愤怒、傲慢，令人触目惊心，全身焕发出非尘世的力量;另外一个有脂粉气，淫荡，有一张充满怀疑又伪善的面庞，是魅惑的恶魔，虚伪，但是妩媚秀靓。”普希金写道。
　　对俄罗斯人来说，彼得大帝就像查拉图斯特拉（即古波斯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一样，是结合了魔鬼和神的超人形象。普希金对他的理解超过一切人的理解：“啊，左右命运的强力君主，你是否已经用钢铁的辔头，在深渊之上，在高处，令俄罗斯前足跃起，把它勒住？”
　　超人，是欧洲哲学高耸的山巅。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没有更多的地方可去，历史之路已经走完，往后就是悬崖和深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彼得的改革虽然延续到了当代，却已走到了最终的极限，不可能再向前走，也无处可去：路已走完，路已没有。”
　　在逝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上，他又写道：“整个俄罗斯如今都伫立在某种终点上，在深渊之上徘徊。”也许，这就是普希金所说的那个“深渊”？
　　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人神与神人、基督与反基督，是对立的两岸，是这一深渊的两边。而俄罗斯人的痛苦或者幸福，就在于他们的确有“两个祖国，即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哪一个也不能脱离：或者必定毁灭，或者必须把深渊两岸打通。
　　历史终结之日，正是宗教腾飞之时。对于看到深渊两岸的人来说，尘世间两种最为对立的理念“神人与人神”，或者叫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的斗争，正是理解俄罗斯文化的方便之门。

背负十字架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传记作家们在谈到他的癫痫病起源时，往往语焉不详。
　　“关于他的疾病，还有一件十分特殊的证明，把他的病与他的童年早期联系起来，和他们家庭生活中一件悲剧性事件联系起来。但在任何地方，这一传言也没有得到证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意自我揭露。在《作家日记》里，他偶尔回忆童年，笔触流露出幸福的激情。“我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的笃信宗教的家庭。从我记事之时起，我就记得父母对我的爱。在我们家，几乎是从童年早期就熟知福音书的。”
　　按他自己所说“笃信宗教”的家庭，如果实际上是促成他癫痫病的源头，想来实在可怕。虽然“悲剧性事件”没有被证实，但至少从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的性格来看，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不像日后回忆的那样光明和愉悦。
　　他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少年》时说：“我有这样一种意识，无论我显得多么可笑、多么低下，在我身上总是具有强迫他们在某一天必定改变对我的看法的宝贵力量;这一种意识，从我童年那些颇多屈辱的岁月起，就构成了我生活的惟一源泉，我的光明和我的安慰——若非如此，那么，我很可能在儿时就已经自杀了。”
　　在一切世俗事务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有一种排斥的态度。他对他的兄弟们表白：“我有可怕的罪恶、无限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我很虚荣，就像有人撕去了我的皮肤一样，就连空气都令我痛苦。”多年以后，他玩“轮盘赌”输了，他再一次说：“所到之处、在一切方面，我都要走到最后的极限，我一生都在不断越过极限。”

　　《穷人》大获成功，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这样的赞扬，我将来定是当之无隗的。”《双重人格》遭到失败，朋友星散，认为把他当成文坛新星是个错误。从那时候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文学创作，就成了与“俄罗斯社会舆论”“文艺批评界”的持续斗争，直到逝世不久前，他才得到属于他的那一份光荣。 　　吊诡的是，一分钟也不愿相信无神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相信社会主义”而获罪。那是1849年4月23日。别林斯基曾说：“每当我提及基督的时候，他的一张脸就大变样，好像是要哭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道：“他又攻击我了。”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又大发雷霆：“此人竟对着我谩骂基督！”仿佛这场对话就在前一天晚上进行。
　　获罪那年，他在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的要塞里待了8个月，在一个同伴已经发疯时，对文豪的死刑判决也来了。行刑前的一刻，死刑被改判成流放西伯利亚。这死里逃生的“几分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的全部精神生活，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似乎动摇了他看待世界的整个视角——他所理解的事，是没有等待和体验过命定死亡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他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信：“我没有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理应背负它。”

癫痫“先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患癫痫的原因，归咎于苦役。更可能的原因是，疾病—直缠绕着他，在苦役期间加重。
　　“前帝国罪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写信：“我的病日益严重。我这种病的下场是——赢弱、死亡，或者疯狂。”
　　《白痴》中是这样写的：“在这一瞬间，面容，尤其是目光，突然变得非常扭曲。痉挛和抽搐控制了整个身体和面容的全部特征。从胸膛里进发出一种可怕的、无法想象的、与什么都毫不相似的嚎叫声;在这种嚎叫声中，全部的人性似乎突然之间消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和创作，同时融合了种种最富神秘陛、最极端也最凶险的人性。/

　　古人把癫痫视为“神圣之病”，这种神性的东西和预言、洞察联系在一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还附带一种神秘的恐惧。最重要的人物角色，像恶棍斯麦尔加科夫、“神圣”公爵梅什金、“人神”先知基里洛夫……都是癫痫患者。
　　伟大的神圣，沉重的邪恶，彼岸的欢乐，彼岸的悲哀，如闪电一样令人目眩地结合为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和创作，同时融合了种种最富神秘性、最极端也最凶险的人性。
　　《群魔》里有未印行的一章，是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他叙述了自己对少女的强暴，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真诚之声。在斯塔夫罗金的暴行和极端卑鄙之中，至少存在着尚未熄灭的、恶的闪烁，和恶的伟大。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之处，他从来不去描写平凡而猥琐的腐化。

　　追求完美，满足自己的艺术良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看重的问题。1869年，他给马伊科夫写信：“我写的东西无论显得多么低下、丑陋，但是，小说的思想和小说的写作，对于我这个穷人来说，比世上一切都珍贵！”
　　那是痛苦的—年。从1866年到1870年，他遭受了朋友、哥哥、妻子的去世，被债主催债，同时被政府和政府的敌人迫害，也得不到读者的理解。但是，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作品：《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佐夫兄弟》。
　　1881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了严重的肺气肿。1月26日，他咽喉出血。他感到死亡已经临近，让妻子为他朗读《马太福音》一段：“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几个小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文学集会上朗读普希金的《先知》，凡是听过他朗读的人，都终身不忘。他以颤抖、低沉而轻细的嗓音开始，声音逐渐洪亮，等到最后一行诗，他已经不是在朗诵，而是在大吼：“用语言把世人的灵魂点燃！”
　　去世前不久，他在记事文《我》的小标题下写道：“我，当然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我的取向来自人民的基督教精神深层），虽然现今的俄罗斯人民还不知道我，但将来的人一定会知道我的。”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化中延续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又将这精神塑造得具有世界性——即使和《伊利亚特》《普罗米修斯》《神曲》相比，他的作品展现的人类社会的磅礴复杂，也并不逊色。
　　关键是，对于任何一個民族来说，不头晕目眩地、不迷醉于民族虚荣心地展现自身文学的思想深度，需要高度的智慧和灵魂的清明。今天虚弱而病态的我们，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个祖国”，似乎更为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