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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夏之交，在杭州玉皇山下的“画家村”与毛健全先生相遇，此后又有不少合作，也就熟稔了。
健全先生出生在福建福州，想要了解他的生活和成长背景，可以从福建两处重要的地点入手，一处是福州的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地处福州市中心，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保留了唐宋以来形成的街道坊巷群，是难得的沿袭了唐末分段筑墙传统同时体现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风貌的历史街区，被学界称为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和闽江文化的荟萃之地。所谓三坊七巷：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现存二坊五巷）。此地白墙青瓦，房屋精美，街道蜿蜒纵横，集中有明清古建筑268幢，漫步于古老的街道依稀还能看出闽越古城的影子。
“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问”。长久以来，三坊七巷是一个以士大夫阶层和文化人为主要居住民的街区，是一个出将入相的所在，这是它与其他地方的又一个不同之处。宋代陆蕴、陆藻兄弟衣锦还乡，从此就有了衣锦坊。清代以来与此地有关的著名人物有林则徐、左宗棠、郑孝胥、陈宝琛、邓拓、严复、甘国宝、郁达夫、冰心、林觉民、沈葆祯等。冰心曾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回忆说：“我生于1900年10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7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
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三坊七巷是毛健全学习中国画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初，毛健全来到乌山脚下，师从当地画家陈政润、曾贤谋先生研习中国画。从《芥子园画谱》入手，日日与笔墨为伴，不知疲倦。无数个清晨与傍晚，毛健全穿行在三坊七巷之间，追寻着先人的脚印，行走在中国文人和名士最集中的街道上，那些枋额上的书法、窗棂上的图案，一笔一画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
毛健全是从三坊七巷走出来的画家。
了解毛健全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是武夷山。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9月15日午时，一名叫祝五娘的女子在武夷山青印南山郑氏馆内下生下一个男婴，男婴的父亲请当地的相士给刚出生的孩子看相，相士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这个男婴就是朱熹。
与陆氏兄弟鹅湖之会后7年，《四书集解》也已完成。1182年，朱熹结束了“见儒者之效”的为官生涯，未赴江东提刑任，而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武夷九曲溪上建武夷精舍，开始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授徒讲学生涯。毛健全经常性地造访武夷山，亲朋好友只以为他是被武夷山的泉林草木所吸引，其实他无数次地亲近这片被朱子理学浸润过的山山水水，是要为他的绘画寻求精神资源。2006年春，毛健全又一次来到朱子巷紫阳楼，瞻仰朱子故里。看到先圣故居依然冷清落寞，他曾设想拿出一部分自己的卖画所得，结合当地的人文与自然优势，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来吸引观光者。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尚未能实现，也是一件憾事。
健全先生出生在福州，但他与杭州有缘。
1989年，毛健全与另外两名闽籍画家一同在杭州西泠印社书画社举办了画展，画展受到当地书画界的好评。在杭州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郑竺三先生的鼓励下，一年后毛健全负笈杭州，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得到卢坤峰、朱颖人、何水法诸先生亲授。
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大学院决定创建国立艺术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认为：“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除适当之课程外，尤应注意学校的环境，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上之精神。故校舍应择风景都丽之区，建筑应取东西各种作风之长。”他提议将学校办在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首任校长为林风眠先生。这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1993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毛健全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活可以用废寝忘食来形容。吃饭时间到了，他让同学顺便从食堂随便带些吃的，晚上宿舍熄灯了，就用大号电筒照着继续画。他夜以继日地画，把临摹室收藏的古画真迹临了一个遍。
毛健全可能并不知道美院这批藏画的由来。1950年，延安鲁艺美术系主任江丰被调来杭州任美院第二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认为：“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中国画受到排斥，新学期开学时竟然没有给潘天寿、吴茀之等国画教授排课，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力，几名教国画的老教授作为留用人员被安排进了“民族美术研究室”。20世纪50年代，国内古字画市场价格极其低廉，潘天寿与吴茀之等经常光顾字画市场与掮客打交道，大量收购、鉴定民间藏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为学校购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艺术珍品。这批字画后来成为浙江美院传统绘画临摹的重要参照，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直观教材，做了一件荫及后代的大好事。
毛健全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他心中的那个目标，要了解毛健全的绘画，可以从了解明代画家陈淳入手。
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明代著名书画家，“吴门画派。重要成员。陈淳书画并擅，其写意花卉直接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法，有“青藤白阳”之说。经清代石涛及扬州画家郑燮等人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陈淳在中国文人画史上特别是写意花鸟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著作有《陈白阳集》。
中国花鸟画的发展既得益于宫廷画院之内院体画的延续，又受益于画院之外文人画的发展。所谓“画院之内”，是指自西蜀、南唐首设画院以来，北宋“翰林图画院”、南宋画院和明代画院兴盛对于中国花鸟画的积极影响；所谓“画院之外”，是指画院墙外各种文人笔墨、“野逸”之风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有效促进。中国花鸟画的丰富多彩和中国花鸟画史的深沉跌宕，正是内涵了画院内外之辩，宫廷画与文人画的争妍与互补。（参见陈燮君《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画院内外之辩》） 陈燮君先生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看到了“院画”与“文人画”的内在联系。毛健全选择陈淳是抓住了一个很好的点，站在历史纬度上，向上可溯源至宋人绘画，传承院画注重写生，讲究用笔、构图和赋彩赋色的优点。健全先生的画细腻准确，幽雅含蓄，富有诗情画意，强调对形象的精确刻画，层层渲染，力求表现事物的本真状态，同时也凸显了他对传统笔墨技法的精到把握。读健全先生的画可以体会到其中的经典气质，这种气质是他从宋画中得来的。向下则可接上以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为代表的近现代花鸟画的文脉。
陈振濂先生认为：陈淳、徐渭的大写意水墨花卉，是中国画发展到明代的一座高峰。仅仅把它看成是明代绘画史的断代成果，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是一种跨时代的对于绘画史上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亦即是说：从隋唐五代到宋代是绘画史由草创、成形到具有独立的分科意识的“成长时期”。而从南宋末到元代，再到明代的青藤、白阳，是从成形、分科完成中国绘画史体格，再走向突破、超越、解散原有体格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流的天才画家关注的不是如何画好画或画出法则森严、规范清晰以证明自身的画，而是反过来热切期望能画出与众不同、对“成法”进行破坏、推陈出新的画——前者关心的是“经典”的确立，后者关心的是“个性”的突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史心态与创作心态。
陈淳是否刻意要去破坏“成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陈淳通过他的绘画实践告诉我们，绘事除了可以“写形”之外，还可以“得意”。正如祝明允题沈周《花果图》卷所说的：“或言‘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谓“得意”，正是画家人品和才情在画面上的自然流露。健全先生作为当代画家能够满怀敬意地学习和继承绘画的优秀传统，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文人画”的概念是否已被滥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代画家很容易想当然地将自己归入“文人”一类，其实这种想法是有些天真的。当年潘天寿对一个合格画家的基本要求是：诗、书、画、印全面发展，告诫他的学生不要做“断胳膊缺腿的人”。陈衡恪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文人画”是学问家人品、学问和才情的自然流露与表达，是代表了一个时代最高文化素养的笔墨形式，“文人画”的创新性成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并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所以说并不是破坏传统、与众不同就是“文人画”，“文人画”也不等于自说白话的乱画。当代所谓“新文人画”和“学院派绘画”的艺术与文化意义是有待于历史给予印证的。
对于一个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张画作，同时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画家，是容易被人长期看好的。中国画是需要通过时间来证明的事业，好在健全先生还有时间。
组稿/潘嘉来 责编/赵小来
健全先生出生在福建福州，想要了解他的生活和成长背景，可以从福建两处重要的地点入手，一处是福州的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地处福州市中心，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保留了唐宋以来形成的街道坊巷群，是难得的沿袭了唐末分段筑墙传统同时体现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风貌的历史街区，被学界称为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和闽江文化的荟萃之地。所谓三坊七巷：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现存二坊五巷）。此地白墙青瓦，房屋精美，街道蜿蜒纵横，集中有明清古建筑268幢，漫步于古老的街道依稀还能看出闽越古城的影子。
“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问”。长久以来，三坊七巷是一个以士大夫阶层和文化人为主要居住民的街区，是一个出将入相的所在，这是它与其他地方的又一个不同之处。宋代陆蕴、陆藻兄弟衣锦还乡，从此就有了衣锦坊。清代以来与此地有关的著名人物有林则徐、左宗棠、郑孝胥、陈宝琛、邓拓、严复、甘国宝、郁达夫、冰心、林觉民、沈葆祯等。冰心曾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回忆说：“我生于1900年10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7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
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三坊七巷是毛健全学习中国画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初，毛健全来到乌山脚下，师从当地画家陈政润、曾贤谋先生研习中国画。从《芥子园画谱》入手，日日与笔墨为伴，不知疲倦。无数个清晨与傍晚，毛健全穿行在三坊七巷之间，追寻着先人的脚印，行走在中国文人和名士最集中的街道上，那些枋额上的书法、窗棂上的图案，一笔一画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
毛健全是从三坊七巷走出来的画家。
了解毛健全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是武夷山。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9月15日午时，一名叫祝五娘的女子在武夷山青印南山郑氏馆内下生下一个男婴，男婴的父亲请当地的相士给刚出生的孩子看相，相士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这个男婴就是朱熹。
与陆氏兄弟鹅湖之会后7年，《四书集解》也已完成。1182年，朱熹结束了“见儒者之效”的为官生涯，未赴江东提刑任，而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武夷九曲溪上建武夷精舍，开始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授徒讲学生涯。毛健全经常性地造访武夷山，亲朋好友只以为他是被武夷山的泉林草木所吸引，其实他无数次地亲近这片被朱子理学浸润过的山山水水，是要为他的绘画寻求精神资源。2006年春，毛健全又一次来到朱子巷紫阳楼，瞻仰朱子故里。看到先圣故居依然冷清落寞，他曾设想拿出一部分自己的卖画所得，结合当地的人文与自然优势，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来吸引观光者。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尚未能实现，也是一件憾事。
健全先生出生在福州，但他与杭州有缘。
1989年，毛健全与另外两名闽籍画家一同在杭州西泠印社书画社举办了画展，画展受到当地书画界的好评。在杭州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郑竺三先生的鼓励下，一年后毛健全负笈杭州，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得到卢坤峰、朱颖人、何水法诸先生亲授。
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大学院决定创建国立艺术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认为：“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除适当之课程外，尤应注意学校的环境，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上之精神。故校舍应择风景都丽之区，建筑应取东西各种作风之长。”他提议将学校办在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首任校长为林风眠先生。这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1993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毛健全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活可以用废寝忘食来形容。吃饭时间到了，他让同学顺便从食堂随便带些吃的，晚上宿舍熄灯了，就用大号电筒照着继续画。他夜以继日地画，把临摹室收藏的古画真迹临了一个遍。
毛健全可能并不知道美院这批藏画的由来。1950年，延安鲁艺美术系主任江丰被调来杭州任美院第二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认为：“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中国画受到排斥，新学期开学时竟然没有给潘天寿、吴茀之等国画教授排课，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力，几名教国画的老教授作为留用人员被安排进了“民族美术研究室”。20世纪50年代，国内古字画市场价格极其低廉，潘天寿与吴茀之等经常光顾字画市场与掮客打交道，大量收购、鉴定民间藏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为学校购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艺术珍品。这批字画后来成为浙江美院传统绘画临摹的重要参照，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直观教材，做了一件荫及后代的大好事。
毛健全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他心中的那个目标，要了解毛健全的绘画，可以从了解明代画家陈淳入手。
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明代著名书画家，“吴门画派。重要成员。陈淳书画并擅，其写意花卉直接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法，有“青藤白阳”之说。经清代石涛及扬州画家郑燮等人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陈淳在中国文人画史上特别是写意花鸟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著作有《陈白阳集》。
中国花鸟画的发展既得益于宫廷画院之内院体画的延续，又受益于画院之外文人画的发展。所谓“画院之内”，是指自西蜀、南唐首设画院以来，北宋“翰林图画院”、南宋画院和明代画院兴盛对于中国花鸟画的积极影响；所谓“画院之外”，是指画院墙外各种文人笔墨、“野逸”之风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有效促进。中国花鸟画的丰富多彩和中国花鸟画史的深沉跌宕，正是内涵了画院内外之辩，宫廷画与文人画的争妍与互补。（参见陈燮君《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画院内外之辩》） 陈燮君先生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看到了“院画”与“文人画”的内在联系。毛健全选择陈淳是抓住了一个很好的点，站在历史纬度上，向上可溯源至宋人绘画，传承院画注重写生，讲究用笔、构图和赋彩赋色的优点。健全先生的画细腻准确，幽雅含蓄，富有诗情画意，强调对形象的精确刻画，层层渲染，力求表现事物的本真状态，同时也凸显了他对传统笔墨技法的精到把握。读健全先生的画可以体会到其中的经典气质，这种气质是他从宋画中得来的。向下则可接上以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为代表的近现代花鸟画的文脉。
陈振濂先生认为：陈淳、徐渭的大写意水墨花卉，是中国画发展到明代的一座高峰。仅仅把它看成是明代绘画史的断代成果，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是一种跨时代的对于绘画史上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亦即是说：从隋唐五代到宋代是绘画史由草创、成形到具有独立的分科意识的“成长时期”。而从南宋末到元代，再到明代的青藤、白阳，是从成形、分科完成中国绘画史体格，再走向突破、超越、解散原有体格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流的天才画家关注的不是如何画好画或画出法则森严、规范清晰以证明自身的画，而是反过来热切期望能画出与众不同、对“成法”进行破坏、推陈出新的画——前者关心的是“经典”的确立，后者关心的是“个性”的突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史心态与创作心态。
陈淳是否刻意要去破坏“成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陈淳通过他的绘画实践告诉我们，绘事除了可以“写形”之外，还可以“得意”。正如祝明允题沈周《花果图》卷所说的：“或言‘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谓“得意”，正是画家人品和才情在画面上的自然流露。健全先生作为当代画家能够满怀敬意地学习和继承绘画的优秀传统，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文人画”的概念是否已被滥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代画家很容易想当然地将自己归入“文人”一类，其实这种想法是有些天真的。当年潘天寿对一个合格画家的基本要求是：诗、书、画、印全面发展，告诫他的学生不要做“断胳膊缺腿的人”。陈衡恪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文人画”是学问家人品、学问和才情的自然流露与表达，是代表了一个时代最高文化素养的笔墨形式，“文人画”的创新性成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并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所以说并不是破坏传统、与众不同就是“文人画”，“文人画”也不等于自说白话的乱画。当代所谓“新文人画”和“学院派绘画”的艺术与文化意义是有待于历史给予印证的。
对于一个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张画作，同时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画家，是容易被人长期看好的。中国画是需要通过时间来证明的事业，好在健全先生还有时间。
组稿/潘嘉来 责编/赵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