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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研究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意见不一，总结概括主要观点有：杜玉珍的“两阶段说”，即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志刚等的“三阶段说”，即萌芽时期（大革命后期）、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和发展时期（建国后）；蒋书同等的“四阶段说”，即萌芽阶段（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形成阶段（土地革命时期）、成熟阶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发展阶段（建国后）。笔者认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应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启蒙时期、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继续发展时期。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一、启蒙时期
青年毛泽东虽没有专门提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但他已意识到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农民教育的目标、初步内容、形式和方法。认识到蕴藏在农民中的强大力量，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为洗涤国民的旧思想、开发新思想，培养有独立健全人格和开拓能力的新国民。首先，主张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平民主义，创办适合农民需要的、使农民得到解放的教育，采用夜学、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形式，提出改良各级旧的教授方法，采取学员自学、讨论式和研究式的新方法。其次，指出要实现民众大联合，必须启发民众觉悟。最后，针对农民迷信愚昧思想，强调加强农民科学常识的学习，指出“不信科学便死”没有科学常识后果的严重性。
二、萌芽时期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认识还不够深刻，农民教育没有深入、充分的展开。但指出了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要重视对农民的政治宣传、文化教育，采取简单、农民易理解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还指出，要解放农民必须 改良教育制度，进行教育普及。首先，重视对农民的政治宣传教育。毛泽东认为，只有先推翻地主的统治，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才能开展反对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斗争，破除封建迷信。同时指出，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时，采用标语、图画和讲演的形式，使得每个农民都如同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其次，关于农民文化教育的必要性。首先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农民教育的现状，“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必须加强农民的文化知识教育。然后又强调，农民文化运动要和农民运动密切联系起来，推翻地主的政权统治是农民获得社会地位和教育权利的保障。“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农民大办农民夜学，“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三、形成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初步掌握了农民教育的政策、方针、原则和方法，做到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有机结合，提升了红军战士和农民整体素质，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首先，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误的”，重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改造其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思想，使之无产阶级化。其次，注重农民的文化教育。毛泽东强调，要保证“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費教育之权” ，给予农民群众政治物质条件上尽可能的帮助，采取一切方法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采取训练班、识字班和村学等多种形式，实行群众办学、勤工俭学的办学方针，保证农民大众的受教育地位，进而提高其文化程度。同时还强调，要“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最后，提出“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要注重用文化教育来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知识技术，与工农群众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做到教育与劳动的统一，反对离开生产劳动的教育。采取学校设劳动课、半工半读、学生参加春耕和秋收，编辑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的教材，使文化教育社会化、实际化、劳动化。
四、成熟时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整体把握更加准确和深刻，并紧紧围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把农民教育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阐述了农民教育的原则、内容、形式和方法，促进了农民教育的展开，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民力量。首先，高度重视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他还要求，长期地耐心地教育农民，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其次，十分注重农民的文化教育。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不但有集中正规的中小学，还要有分散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还提倡农民空闲时间，开办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冬学、民众教育馆，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程度。再次，注重农民的科学技术教育。毛泽东指出，迷信思想影响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民脑子中的敌人，严重阻碍了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因此，他要求边区的中小学开设农业常识课，编制包含农业常识的课本，实现农民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因为农民“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最后，农民教育的原则、内容、形式和方法。毛泽东指出，教育农民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以农村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实际需要的知识为内容，采用民办公助、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采取形象直观、通俗简明的方法，使他们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和写路条，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生活、社会活动三者的有机结合。
五、发展时期
建国后，毛泽东指出，“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农民的情况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教育问题。首先，继续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为了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他要求共产党向农民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农民，使农民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其次，继续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提倡国家办学和民间办学相结合，农民自己办学的方针，采取冬学和夜校的办学形式，以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农民熟悉的东西出发和适应农民的需要为原则。还指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开展适量的农业课程，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和组织文化娱乐。再次，要加强农民的科学技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毛泽东指出，“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他强调，“农民的技术学习应与消灭文盲相结合”，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农业专业技术学校，就地选拔技术夜校的教员，边教边学，充分发挥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民的作用。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即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技术，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既红又专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农民。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农民教育思想由于受到了“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带有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和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践中的农民教育的工作方式方法出现了形式化和庸俗化的错误，严重损害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教育工作遭受了挫折。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一、启蒙时期
青年毛泽东虽没有专门提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但他已意识到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农民教育的目标、初步内容、形式和方法。认识到蕴藏在农民中的强大力量，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为洗涤国民的旧思想、开发新思想，培养有独立健全人格和开拓能力的新国民。首先，主张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平民主义，创办适合农民需要的、使农民得到解放的教育，采用夜学、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形式，提出改良各级旧的教授方法，采取学员自学、讨论式和研究式的新方法。其次，指出要实现民众大联合，必须启发民众觉悟。最后，针对农民迷信愚昧思想，强调加强农民科学常识的学习，指出“不信科学便死”没有科学常识后果的严重性。
二、萌芽时期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认识还不够深刻，农民教育没有深入、充分的展开。但指出了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要重视对农民的政治宣传、文化教育，采取简单、农民易理解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还指出，要解放农民必须 改良教育制度，进行教育普及。首先，重视对农民的政治宣传教育。毛泽东认为，只有先推翻地主的统治，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才能开展反对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斗争，破除封建迷信。同时指出，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时，采用标语、图画和讲演的形式，使得每个农民都如同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其次，关于农民文化教育的必要性。首先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农民教育的现状，“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必须加强农民的文化知识教育。然后又强调，农民文化运动要和农民运动密切联系起来，推翻地主的政权统治是农民获得社会地位和教育权利的保障。“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农民大办农民夜学，“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三、形成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初步掌握了农民教育的政策、方针、原则和方法，做到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有机结合，提升了红军战士和农民整体素质，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首先，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误的”，重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改造其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思想，使之无产阶级化。其次，注重农民的文化教育。毛泽东强调，要保证“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費教育之权” ，给予农民群众政治物质条件上尽可能的帮助，采取一切方法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采取训练班、识字班和村学等多种形式，实行群众办学、勤工俭学的办学方针，保证农民大众的受教育地位，进而提高其文化程度。同时还强调，要“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最后，提出“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要注重用文化教育来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知识技术，与工农群众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做到教育与劳动的统一，反对离开生产劳动的教育。采取学校设劳动课、半工半读、学生参加春耕和秋收，编辑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的教材，使文化教育社会化、实际化、劳动化。
四、成熟时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整体把握更加准确和深刻，并紧紧围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把农民教育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阐述了农民教育的原则、内容、形式和方法，促进了农民教育的展开，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民力量。首先，高度重视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他还要求，长期地耐心地教育农民，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其次，十分注重农民的文化教育。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不但有集中正规的中小学，还要有分散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还提倡农民空闲时间，开办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冬学、民众教育馆，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程度。再次，注重农民的科学技术教育。毛泽东指出，迷信思想影响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民脑子中的敌人，严重阻碍了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因此，他要求边区的中小学开设农业常识课，编制包含农业常识的课本，实现农民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因为农民“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最后，农民教育的原则、内容、形式和方法。毛泽东指出，教育农民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以农村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实际需要的知识为内容，采用民办公助、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采取形象直观、通俗简明的方法，使他们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和写路条，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生活、社会活动三者的有机结合。
五、发展时期
建国后，毛泽东指出，“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农民的情况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教育问题。首先，继续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为了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他要求共产党向农民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农民，使农民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其次，继续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提倡国家办学和民间办学相结合，农民自己办学的方针，采取冬学和夜校的办学形式，以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农民熟悉的东西出发和适应农民的需要为原则。还指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开展适量的农业课程，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和组织文化娱乐。再次，要加强农民的科学技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毛泽东指出，“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他强调，“农民的技术学习应与消灭文盲相结合”，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农业专业技术学校，就地选拔技术夜校的教员，边教边学，充分发挥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民的作用。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即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技术，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既红又专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农民。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农民教育思想由于受到了“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带有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和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践中的农民教育的工作方式方法出现了形式化和庸俗化的错误，严重损害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教育工作遭受了挫折。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