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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所选文章,写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有清洁工、农民、司机、育儿嫂、工人等等。他们有的贫穷,有的艰辛,有的忘我工作,有的追逐梦想。虽然大家的生活有些奔波,工作也有些辛苦,但都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让生活更好,让未来更好。
我说不出来
马金瑜
我说不出那四个徘徊在三里屯服饰大厦里的清洁工有多穷,她们都三十多岁了,聚在一角商量去吃两碗面条,但谁也不敢打头,怕进那个里面装饰着荷花的餐厅。她们每天都拖餐厅门口的地,每天打扫餐厅旁边的厕所,每天都擦餐厅前面楼梯的把手。要到元旦了,餐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许多打折的菜名,菜名都很好听。她们在楼梯的角落里商量了好半天,一个年纪大的才说,怕什么,另外三个女人便跟在她后面。餐厅的服务员吃惊地看着排着队进来的四个“蓝衣服”,还是那个年纪大的叫了饭。餐厅里灯光很亮,吃饭的顾客不停地看她们,她们就坐在亮处,脸上红红的,高兴地说着话。我隔着玻璃,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们,脸上却呆呆的,好像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说不出那个扛着铁镐走在建筑工地外的民工身上有多少土。他的眼睫毛都被灰尘压住了,整个人是灰土的颜色。要过春节了,地铁口附近全是叫卖年货的人,等车的人,挤得走不动。他和他的伙伴们不用挤,人们为他们让开一条路,他们像是刚刚从土堆里钻出来的,有的人背着一卷绳子,有的人拿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尿素袋子,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拿,佝偻着腰,裤子卷在半腿,灰土里露出满头扎眼的白头发。走着走着,扛着铁镐的人在一个卖小猪储蓄罐的地摊前面站下了,他呆看着红底带金粉的小猪。卖东西的人说:“十块钱,十块钱,我还给你个盒子。”队伍里的一个伙伴说:“赶紧走,买那个又没有用。”他说:“寄给小孩。”看看,他又跟着队伍走了,一步三回头地望着,走到红绿灯那里,他突然又跑回来,什么也没有说,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把包好的小猪抱在肚子上走了。我远远地跟着他们,不知道走了多远,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流着眼泪跟在他们后面。北京的冬天风真大,真冷。
我说不出住在北京草場地村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每天是怎么睡着的。冬天,深夜一点,他们钻进不到一米六高的低矮平房里,屋顶上只用砖头压着石棉瓦或者油毡,里面还有孩子的哭声。我说不出我的父亲的左眼是什么时候看不见的,这个靠种地和卖凉粉供两个孩子上完大学的农民说:“街上的瞎老汉不是多得很嘛,去医院有啥好看的,我迟早是要入土的人。”我说不出那个在新疆石河子老街口晒太阳、修自行车的老汉有多孤独,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下面农场来赶集的人,看着看着他就瞌睡了,头一歪就睡着了,苍蝇爬在他当午饭的半个馕上,人们走来走去的,没有人喊醒他。
当我在出差的路上,啃着一块买来的馍馍,喝着矿泉水,看到和想到这些不会留下名字的人,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落在我身上,饿了能吃一碗饭,瞌睡了能有个地方躺下睡觉,能活下去就行了。我的父亲说,《古兰经》里写,要是福气不在这一辈子,那它一定在下辈子。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放羊,最喜欢听头羊脖子上的铁铃声,只有那叮咚叮咚的声音,让人感到无限的慰藉,也像是给人燃起希望的火花。羊能在厚厚的积雪和彻骨的寒风中行走,给人开辟出可走的道路。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5期)
赏 析
说不出来的穷,说不出来的累,说不出来的人生奔波和心力交瘁,最终还是被作者满含热泪地用笔“说”出来了。作者的心是仁慈的,生活在底层的种种艰辛被尽收眼底,也生动再现笔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们在饭馆里点菜时的怯弱和兴奋,浑身“土”气的农民工为孩子买十元新年礼物那一刻的拮据和心酸,以及的士司机的疲倦、孩子的痛哭和老人的孤独,一切人生之苦都如此令人动容。作者用“我说不出”贯穿全文,貌似否定的表达实则包裹着强烈共情的内容,其中既有个体之苦的细节描写,也有众生之苦的群像展现,读后颇让人感到震撼。
我是范雨素
范雨素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我运气真好,照顾的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女儿。三个月的小女婴,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或许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还好,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我的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
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对这篇自娱的长篇小说,我总是想着写得更好。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我一直想着,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我希望我能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选自公众号“正午故事”2017年4月24日,有删改)
赏 析
这篇文章当年在网络上发表后,引起网民热议,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作者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了自己最真实的农民生活和打工生活。作者的自我记录是坦诚的,一是语言上没有多少华丽辞藻,不多修饰,二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也并不止于抱怨或者盲目乐观,而是有种传统的坚韧精神贯穿其中。
虽然深夜照顾别人家孩子会因为想自己孩子潸然泪下,但自己的孩子还是健康快乐成长;虽然和女儿开始看小说,还不知道文章该怎么写,但未来自己想要写的小说名字却已经取好;虽然有社交恐惧,有精神抑郁,但也下定决心要去拥抱每一位弱小的人。
生活如此艰辛,我却一直向前。试问,还有什么文字会比这样的自我记录更打动人心呢?
工匠之歌
阿
我说不出来
马金瑜
我说不出那四个徘徊在三里屯服饰大厦里的清洁工有多穷,她们都三十多岁了,聚在一角商量去吃两碗面条,但谁也不敢打头,怕进那个里面装饰着荷花的餐厅。她们每天都拖餐厅门口的地,每天打扫餐厅旁边的厕所,每天都擦餐厅前面楼梯的把手。要到元旦了,餐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许多打折的菜名,菜名都很好听。她们在楼梯的角落里商量了好半天,一个年纪大的才说,怕什么,另外三个女人便跟在她后面。餐厅的服务员吃惊地看着排着队进来的四个“蓝衣服”,还是那个年纪大的叫了饭。餐厅里灯光很亮,吃饭的顾客不停地看她们,她们就坐在亮处,脸上红红的,高兴地说着话。我隔着玻璃,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们,脸上却呆呆的,好像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说不出那个扛着铁镐走在建筑工地外的民工身上有多少土。他的眼睫毛都被灰尘压住了,整个人是灰土的颜色。要过春节了,地铁口附近全是叫卖年货的人,等车的人,挤得走不动。他和他的伙伴们不用挤,人们为他们让开一条路,他们像是刚刚从土堆里钻出来的,有的人背着一卷绳子,有的人拿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尿素袋子,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拿,佝偻着腰,裤子卷在半腿,灰土里露出满头扎眼的白头发。走着走着,扛着铁镐的人在一个卖小猪储蓄罐的地摊前面站下了,他呆看着红底带金粉的小猪。卖东西的人说:“十块钱,十块钱,我还给你个盒子。”队伍里的一个伙伴说:“赶紧走,买那个又没有用。”他说:“寄给小孩。”看看,他又跟着队伍走了,一步三回头地望着,走到红绿灯那里,他突然又跑回来,什么也没有说,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把包好的小猪抱在肚子上走了。我远远地跟着他们,不知道走了多远,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流着眼泪跟在他们后面。北京的冬天风真大,真冷。
我说不出住在北京草場地村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每天是怎么睡着的。冬天,深夜一点,他们钻进不到一米六高的低矮平房里,屋顶上只用砖头压着石棉瓦或者油毡,里面还有孩子的哭声。我说不出我的父亲的左眼是什么时候看不见的,这个靠种地和卖凉粉供两个孩子上完大学的农民说:“街上的瞎老汉不是多得很嘛,去医院有啥好看的,我迟早是要入土的人。”我说不出那个在新疆石河子老街口晒太阳、修自行车的老汉有多孤独,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下面农场来赶集的人,看着看着他就瞌睡了,头一歪就睡着了,苍蝇爬在他当午饭的半个馕上,人们走来走去的,没有人喊醒他。
当我在出差的路上,啃着一块买来的馍馍,喝着矿泉水,看到和想到这些不会留下名字的人,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落在我身上,饿了能吃一碗饭,瞌睡了能有个地方躺下睡觉,能活下去就行了。我的父亲说,《古兰经》里写,要是福气不在这一辈子,那它一定在下辈子。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放羊,最喜欢听头羊脖子上的铁铃声,只有那叮咚叮咚的声音,让人感到无限的慰藉,也像是给人燃起希望的火花。羊能在厚厚的积雪和彻骨的寒风中行走,给人开辟出可走的道路。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5期)
赏 析
说不出来的穷,说不出来的累,说不出来的人生奔波和心力交瘁,最终还是被作者满含热泪地用笔“说”出来了。作者的心是仁慈的,生活在底层的种种艰辛被尽收眼底,也生动再现笔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们在饭馆里点菜时的怯弱和兴奋,浑身“土”气的农民工为孩子买十元新年礼物那一刻的拮据和心酸,以及的士司机的疲倦、孩子的痛哭和老人的孤独,一切人生之苦都如此令人动容。作者用“我说不出”贯穿全文,貌似否定的表达实则包裹着强烈共情的内容,其中既有个体之苦的细节描写,也有众生之苦的群像展现,读后颇让人感到震撼。
我是范雨素
范雨素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我运气真好,照顾的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女儿。三个月的小女婴,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或许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还好,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我的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
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对这篇自娱的长篇小说,我总是想着写得更好。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我一直想着,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我希望我能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选自公众号“正午故事”2017年4月24日,有删改)
赏 析
这篇文章当年在网络上发表后,引起网民热议,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作者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了自己最真实的农民生活和打工生活。作者的自我记录是坦诚的,一是语言上没有多少华丽辞藻,不多修饰,二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也并不止于抱怨或者盲目乐观,而是有种传统的坚韧精神贯穿其中。
虽然深夜照顾别人家孩子会因为想自己孩子潸然泪下,但自己的孩子还是健康快乐成长;虽然和女儿开始看小说,还不知道文章该怎么写,但未来自己想要写的小说名字却已经取好;虽然有社交恐惧,有精神抑郁,但也下定决心要去拥抱每一位弱小的人。
生活如此艰辛,我却一直向前。试问,还有什么文字会比这样的自我记录更打动人心呢?
工匠之歌
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