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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舆论影响了英国政府救助爱尔兰的进程，灾难性的后果与媒体的报道有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 公共舆论 灾荒 救助
新闻界在塑造整个饥荒时期的公共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在马铃薯霉病爆发之前，许多英国报纸一直批评爱尔兰的农业生产制度和地主与耕作者的懒惰。尽管在地主拥有土地，马铃薯仍然被广泛地种植的情况下，借鉴英国的发展模式被认为不可能，但是在英国发展模式基础上的调整是必要的。当英国的穷人被轻视时，爱尔兰的穷人却被视为文化上的低劣、懒惰、暴力和狡猾，爱尔兰可以看得见的表现经常被描述为粗野。
在饥荒早期，英国的报纸致力于爱尔兰大事件的报道。许多报纸报道有关爱尔兰苦难的信件和见闻评论。当马铃薯霉病在1845年发生时，总部设在爱尔兰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已经进行一个专门的报道，并发回大量关于疾病进展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包括霉病和爱尔兰的情形。1846年末，《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派遣一位美术家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y）前往爱尔兰，他发回了关于灾难的素描，包括来自斯基柏林（Skibbereen）地区的一些图片，生动地把饥荒的痛苦呈现在英国中产阶级面前。但是，这些图片没有且不能捕捉到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全部恐惧。爱尔兰的痛苦最初受到人们的同情，这表现为人们用实际的行动为爱尔兰筹款。同时，爱尔兰人带给他们自己更多的痛苦，加强了这种慈善活动，这种观念随着饥荒进入第三个年头而增强。
第一次霉病之后，英国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皮尔的救助计划，认为霉病和政府的干预仅仅是短期行为。《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是个例外，它从思想上致力于自由贸易，并从一开始就倡导不干预。1846年的第二次更毁灭性的马铃薯歉收意味着，救济不再被视为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政策的制定与寻找爱尔兰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法有关。尽管承认援助的一些形式是必要的，干预临时贸易却普遍不受欢迎。作为一种从英国（中产阶级）纳税人身上免除对爱尔兰的税务负担的方式，许多报纸支持扩大户外救济，并扩展到爱尔兰。到1847年末，英国舆论普遍要求，应该迫使爱尔兰地主承担起饥荒救济的任务。1847年后，公共舆论和政府中的多数派同意，提供救济的负担应该从财政部转移到爱尔兰地主和他们的佃农身上。
英国的公共舆论通过新闻界表达出来，并被其塑造。许多政府官员对负面的新闻报道很敏感。随着1847年后辉格党逐渐分裂，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在于帮助影响政策。同时，许多政府官员认识到，新闻界是实现爱尔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工具。许多有影响的政客和行政人员精心选择一些“经历”给新闻报纸。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著名的杂志在英国出版，包括新近创刊的杂志，例如，《笨拙周报》（Punch）（1841年）、《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经济学家》（1843），他们的目标是宣传和引发政治话语。尽管存在竞争，《泰晤士报》毫无疑问地成为市场份额的领跑者，也被视为最具政治色彩的权威报纸。《笨拙周报》和《伦敦新闻画报》将书面语言与视觉想象合并在一起，在虚伪的讽刺之下，出现在前者上的爱尔兰人卡通形象频繁宣传激进的低劣的观念，尤其是在1848年起义之后，爱尔兰人被赋予“类人猿”的特征。然而，整个饥荒期间的《伦敦新闻画报》，显示了对爱尔兰穷人的同情和关注。
《泰晤士报》社评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爱尔兰的贫穷深深植根于爱尔兰人的性格，由一个道德和生物学的缺点所引起的。这样的社论描述爱尔兰的生存的信条：“人不应该流汗劳动。”因此，英国被视为爱尔兰民族的模范和挽救者，《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声称：“在我们进行仁慈的干预之前，爱尔兰民族是一个拙劣的，懒惰的，半饥半饿的野蛮部落，在朱利尤斯·恺撒（Julius Caesar）登陆这个岛屿之前的时代，尽管赤裸的野蛮性格有一个逐步的改善，他们从来没有达到闻名实现的标准。”
在一些流行的工人阶级报纸中的报道，频繁反映出爱尔兰的模式化观点，自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爆发一场有声势的“新教运动”（Protestant crusade），其目标主要是技术工人。当占优势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涌入被视为对工资和工作的威胁时，“清教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这时融合到一起。许多报纸，反复地把爱尔兰的性格定性为“愚蠢，懒惰，贫穷，捣乱，酗酒”。
众多报纸将爱尔兰人的弱点归结为宗教信仰。然而，更极端的观点倾向于有相对较小发行量的报纸和杂志。在致约翰·罗素的一封信中，《清教观察家》（Protestant Watchman）说明了爱尔兰苦难的理由：“600万爱尔兰人被一种排外的制度束缚，这种制度将他们排除在真实的上帝知识之外……你必须把上帝的知识带给爱尔兰的每一个家庭。为了做到这个，你必须尽全力教爱尔兰每一个村庄的人学习上帝这个单词，当你通过尊敬这个单进而尊重上帝，你可以期待爱尔兰的救赎。”
参考文献：
[1]J.Wolffe.The Protestant Crusade in Great Britain，1829-18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174.
[2]1 Eric Evans.“Englishness and Britishness： National Identities，c.1790-1870”，in Alexander Grant，Keith J.Stringer eds.Uniting the Kingdom？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1995.237.
[3]Peter Grey.“Punch and the Great Famine”.History Ireland，1993，1：29.
关键词： 公共舆论 灾荒 救助
新闻界在塑造整个饥荒时期的公共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在马铃薯霉病爆发之前，许多英国报纸一直批评爱尔兰的农业生产制度和地主与耕作者的懒惰。尽管在地主拥有土地，马铃薯仍然被广泛地种植的情况下，借鉴英国的发展模式被认为不可能，但是在英国发展模式基础上的调整是必要的。当英国的穷人被轻视时，爱尔兰的穷人却被视为文化上的低劣、懒惰、暴力和狡猾，爱尔兰可以看得见的表现经常被描述为粗野。
在饥荒早期，英国的报纸致力于爱尔兰大事件的报道。许多报纸报道有关爱尔兰苦难的信件和见闻评论。当马铃薯霉病在1845年发生时，总部设在爱尔兰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已经进行一个专门的报道，并发回大量关于疾病进展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包括霉病和爱尔兰的情形。1846年末，《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派遣一位美术家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y）前往爱尔兰，他发回了关于灾难的素描，包括来自斯基柏林（Skibbereen）地区的一些图片，生动地把饥荒的痛苦呈现在英国中产阶级面前。但是，这些图片没有且不能捕捉到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全部恐惧。爱尔兰的痛苦最初受到人们的同情，这表现为人们用实际的行动为爱尔兰筹款。同时，爱尔兰人带给他们自己更多的痛苦，加强了这种慈善活动，这种观念随着饥荒进入第三个年头而增强。
第一次霉病之后，英国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皮尔的救助计划，认为霉病和政府的干预仅仅是短期行为。《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是个例外，它从思想上致力于自由贸易，并从一开始就倡导不干预。1846年的第二次更毁灭性的马铃薯歉收意味着，救济不再被视为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政策的制定与寻找爱尔兰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法有关。尽管承认援助的一些形式是必要的，干预临时贸易却普遍不受欢迎。作为一种从英国（中产阶级）纳税人身上免除对爱尔兰的税务负担的方式，许多报纸支持扩大户外救济，并扩展到爱尔兰。到1847年末，英国舆论普遍要求，应该迫使爱尔兰地主承担起饥荒救济的任务。1847年后，公共舆论和政府中的多数派同意，提供救济的负担应该从财政部转移到爱尔兰地主和他们的佃农身上。
英国的公共舆论通过新闻界表达出来，并被其塑造。许多政府官员对负面的新闻报道很敏感。随着1847年后辉格党逐渐分裂，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在于帮助影响政策。同时，许多政府官员认识到，新闻界是实现爱尔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工具。许多有影响的政客和行政人员精心选择一些“经历”给新闻报纸。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著名的杂志在英国出版，包括新近创刊的杂志，例如，《笨拙周报》（Punch）（1841年）、《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经济学家》（1843），他们的目标是宣传和引发政治话语。尽管存在竞争，《泰晤士报》毫无疑问地成为市场份额的领跑者，也被视为最具政治色彩的权威报纸。《笨拙周报》和《伦敦新闻画报》将书面语言与视觉想象合并在一起，在虚伪的讽刺之下，出现在前者上的爱尔兰人卡通形象频繁宣传激进的低劣的观念，尤其是在1848年起义之后，爱尔兰人被赋予“类人猿”的特征。然而，整个饥荒期间的《伦敦新闻画报》，显示了对爱尔兰穷人的同情和关注。
《泰晤士报》社评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爱尔兰的贫穷深深植根于爱尔兰人的性格，由一个道德和生物学的缺点所引起的。这样的社论描述爱尔兰的生存的信条：“人不应该流汗劳动。”因此，英国被视为爱尔兰民族的模范和挽救者，《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声称：“在我们进行仁慈的干预之前，爱尔兰民族是一个拙劣的，懒惰的，半饥半饿的野蛮部落，在朱利尤斯·恺撒（Julius Caesar）登陆这个岛屿之前的时代，尽管赤裸的野蛮性格有一个逐步的改善，他们从来没有达到闻名实现的标准。”
在一些流行的工人阶级报纸中的报道，频繁反映出爱尔兰的模式化观点，自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爆发一场有声势的“新教运动”（Protestant crusade），其目标主要是技术工人。当占优势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涌入被视为对工资和工作的威胁时，“清教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这时融合到一起。许多报纸，反复地把爱尔兰的性格定性为“愚蠢，懒惰，贫穷，捣乱，酗酒”。
众多报纸将爱尔兰人的弱点归结为宗教信仰。然而，更极端的观点倾向于有相对较小发行量的报纸和杂志。在致约翰·罗素的一封信中，《清教观察家》（Protestant Watchman）说明了爱尔兰苦难的理由：“600万爱尔兰人被一种排外的制度束缚，这种制度将他们排除在真实的上帝知识之外……你必须把上帝的知识带给爱尔兰的每一个家庭。为了做到这个，你必须尽全力教爱尔兰每一个村庄的人学习上帝这个单词，当你通过尊敬这个单进而尊重上帝，你可以期待爱尔兰的救赎。”
参考文献：
[1]J.Wolffe.The Protestant Crusade in Great Britain，1829-18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174.
[2]1 Eric Evans.“Englishness and Britishness： National Identities，c.1790-1870”，in Alexander Grant，Keith J.Stringer eds.Uniting the Kingdom？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1995.237.
[3]Peter Grey.“Punch and the Great Famine”.History Ireland，199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