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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他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给老百姓修路、修学校，只是天天收税，这样的政府，要颠覆是很容易的
在缅甸仰光的家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罗星汉的夫人不时地用手拉他的衣襟，示意他不要多说，但罗星汉并不听从，反而再三叮嘱本刊记者，“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问。”
这位刚刚打了两个多小时高尔夫球的古稀老人，看不出丝毫的疲惫。从14岁时开始当上果敢县大东山区教育组长，负责20多个学校，到1960年仅20岁出头时成为从事鸦片生意的孟洞公司老总，随之打败盘踞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贩毒势力，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再到1973年又因违抗缅甸政府解散武装的命令在泰国被诱捕而入狱七年，后来又于80年代参与瓦解缅甸共产党，如今，又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以及大侨领。
一生传奇无数的罗星汉，对于外界更多的人来说，熟知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给予他的—个“封号”——鸦片大王。
没有将大烟卖到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介意谈毒品的事情?
罗星汉：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当时做毒品生意的时候，缅甸的法律是允许的。我1960年成立的孟洞公司，也是有政府颁发的合法手续的，每一袋外运的大烟，都有政府打的印。以前在缅甸做毒品的很多，而且都是武装参与，现在好多人不敢承认，是因为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主要做哪方面的毒品?
罗星汉：那时没有海洛因，只是大烟，我们从老百姓手里收购来，然后运到泰国去卖。当时成立孟洞公司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那时缅北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残军，在路上设卡向老百姓收税，或者以很低的价格从老百姓手里将大烟收走，我们就成立公司，统一组织武装押运，直接运到边境去卖，这样能卖个好价钱。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将大烟卖到中国?
罗星汉：没有一两进中国。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市场，当时很穷，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有钱买大烟。金三角的毒品真正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是从缅共时代开始的。包括现在做毒品的人，都是缅共留下的人，中国只要把这些地方武装组织的人控制起来，毒品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他们表面上也支持中国，但实质好多都在做。
第一个提出禁毒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会被大家称为“鸦片大王”?
罗星汉：我都不知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做过毒品，但没有几年。在缅甸，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是我。1990年11月22日，在老街(位于缅甸果敢)第一次烧毒品，是我出钱买来的，烧了海洛因100公斤、生烟200拽(每拽3斤3两)，制毒厂烧了七个。那时候大家都攻击我，说我是鸦片大王。我就想，要把毒品彻底从果敢清除。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促使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罗星汉：靠毒品富起来的只可能是极个别的人，老百姓不可能致富。果敢为什么这么穷，就是因为“洋烟”。禁烟后，人们去做其他行业，当地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现在当地主要以农业、贸易、矿产等为主，还有好几万人去国外发展。比如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等。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金三角的禁毒问题有什么看法?
罗星汉：毒品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种罂粟的老百姓都是为了生活，要解决毒品问题，必须解决好烟农的生活。现在缅甸好多地方都宣布禁毒，但如果替代种植跟不上，或者其他地方跟不上，肯定会死灰复燃。国际社会禁毒的呼声很高，但都是指责的多，真正给予支持的少，联合国得罪不起，西方国家是靠不住的。中缅合作对禁毒的作用是很大的。中缅关系，一定要加强，双方的合作要跨越缅共这个历史包袱。
关注华文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主要做哪些生意?
罗星汉：生意都是儿子在做，我有九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涉及的范围很多，有石油、水电、天然气、航空以及建筑等。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罗星汉：我退休了，每天打球，有时喜欢打麻将。
《瞭望东方周刊》：缅北的好多华文学校都是你兴建的，为什么对华文教育这么关注?
罗星汉：我祖籍是江西籍，祖上曾是明朝永历皇帝的名将。明末，永历皇帝退到缅甸，皇帝随后毙命，我们祖先就流落民间，后来到了果敢。从根源上讲，我应该发扬我们祖国的文化。
曾有一段时间缅甸不允许教授外文，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停了，我们就把学生分散到家里，以教授果敢文的名义教华文，因为果敢文是民族语言，他们不能限制。后来我们在果敢办了九所学校，现在果敢文教会有84所学校，老师有1000多名。现在和中国大陆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以前用台湾的教材，现在基本上都用大陆的教材，还邀请过好多大陆的老师来给我们的老师做培训。
还有呢，就是凡是受过华文教育的，找工作都比较容易，在缅甸的大公司都是华人办的，去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可以找到事情做。
和中国的企业有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你去过中国吗?
罗星汉：只到过边境，以后要去北京。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反对过共产党?
罗星汉：过去我们有四大敌人，一是共产党，二是封建土司，三是流寇，即国民党残军，四是民族压迫者。共产党是首，我们当时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那时还办了一个反共军事学校。1971年11月20日，缅甸政府通过我们和缅共打仗，打了340天，双方伤亡上千。彭家声当时是缅共的领导者之一，我们水火不容，其实我们私交很好的，但政见不同。我们是同学，我的大儿子还认他为义父，他的母亲、奶奶，我也经常送一些营养品去。
《瞭望东方周刊》：缅共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罗星汉：我参与了策反，但根本原因是他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给老百姓修路、修学校，只是天天收税，这样的政府，要颠覆是很容易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和中国有很多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方面的合作，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罗星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就开始全面支持中国了。我的公司和中国的电力、石油等大公司都有合作，我的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主要是孩子在料理公司的事。大陆现在用孔孟之道推行新政，值得学习和发扬。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比如免除农业税，几千年来没有的事，比如养猪，还给补贴。
《瞭望东方周刊》：连养猪发补贴你都知道?
罗星汉：正因为了解，所以才会支持。
在缅甸仰光的家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罗星汉的夫人不时地用手拉他的衣襟，示意他不要多说，但罗星汉并不听从，反而再三叮嘱本刊记者，“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问。”
这位刚刚打了两个多小时高尔夫球的古稀老人，看不出丝毫的疲惫。从14岁时开始当上果敢县大东山区教育组长，负责20多个学校，到1960年仅20岁出头时成为从事鸦片生意的孟洞公司老总，随之打败盘踞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贩毒势力，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再到1973年又因违抗缅甸政府解散武装的命令在泰国被诱捕而入狱七年，后来又于80年代参与瓦解缅甸共产党，如今，又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以及大侨领。
一生传奇无数的罗星汉，对于外界更多的人来说，熟知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给予他的—个“封号”——鸦片大王。
没有将大烟卖到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介意谈毒品的事情?
罗星汉：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当时做毒品生意的时候，缅甸的法律是允许的。我1960年成立的孟洞公司，也是有政府颁发的合法手续的，每一袋外运的大烟，都有政府打的印。以前在缅甸做毒品的很多，而且都是武装参与，现在好多人不敢承认，是因为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主要做哪方面的毒品?
罗星汉：那时没有海洛因，只是大烟，我们从老百姓手里收购来，然后运到泰国去卖。当时成立孟洞公司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那时缅北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残军，在路上设卡向老百姓收税，或者以很低的价格从老百姓手里将大烟收走，我们就成立公司，统一组织武装押运，直接运到边境去卖，这样能卖个好价钱。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将大烟卖到中国?
罗星汉：没有一两进中国。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市场，当时很穷，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有钱买大烟。金三角的毒品真正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是从缅共时代开始的。包括现在做毒品的人，都是缅共留下的人，中国只要把这些地方武装组织的人控制起来，毒品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他们表面上也支持中国，但实质好多都在做。
第一个提出禁毒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会被大家称为“鸦片大王”?
罗星汉：我都不知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做过毒品，但没有几年。在缅甸，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是我。1990年11月22日，在老街(位于缅甸果敢)第一次烧毒品，是我出钱买来的，烧了海洛因100公斤、生烟200拽(每拽3斤3两)，制毒厂烧了七个。那时候大家都攻击我，说我是鸦片大王。我就想，要把毒品彻底从果敢清除。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促使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罗星汉：靠毒品富起来的只可能是极个别的人，老百姓不可能致富。果敢为什么这么穷，就是因为“洋烟”。禁烟后，人们去做其他行业，当地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现在当地主要以农业、贸易、矿产等为主，还有好几万人去国外发展。比如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等。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金三角的禁毒问题有什么看法?
罗星汉：毒品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种罂粟的老百姓都是为了生活，要解决毒品问题，必须解决好烟农的生活。现在缅甸好多地方都宣布禁毒，但如果替代种植跟不上，或者其他地方跟不上，肯定会死灰复燃。国际社会禁毒的呼声很高，但都是指责的多，真正给予支持的少，联合国得罪不起，西方国家是靠不住的。中缅合作对禁毒的作用是很大的。中缅关系，一定要加强，双方的合作要跨越缅共这个历史包袱。
关注华文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主要做哪些生意?
罗星汉：生意都是儿子在做，我有九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涉及的范围很多，有石油、水电、天然气、航空以及建筑等。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罗星汉：我退休了，每天打球，有时喜欢打麻将。
《瞭望东方周刊》：缅北的好多华文学校都是你兴建的，为什么对华文教育这么关注?
罗星汉：我祖籍是江西籍，祖上曾是明朝永历皇帝的名将。明末，永历皇帝退到缅甸，皇帝随后毙命，我们祖先就流落民间，后来到了果敢。从根源上讲，我应该发扬我们祖国的文化。
曾有一段时间缅甸不允许教授外文，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停了，我们就把学生分散到家里，以教授果敢文的名义教华文，因为果敢文是民族语言，他们不能限制。后来我们在果敢办了九所学校，现在果敢文教会有84所学校，老师有1000多名。现在和中国大陆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以前用台湾的教材，现在基本上都用大陆的教材，还邀请过好多大陆的老师来给我们的老师做培训。
还有呢，就是凡是受过华文教育的，找工作都比较容易，在缅甸的大公司都是华人办的，去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可以找到事情做。
和中国的企业有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你去过中国吗?
罗星汉：只到过边境，以后要去北京。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反对过共产党?
罗星汉：过去我们有四大敌人，一是共产党，二是封建土司，三是流寇，即国民党残军，四是民族压迫者。共产党是首，我们当时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那时还办了一个反共军事学校。1971年11月20日，缅甸政府通过我们和缅共打仗，打了340天，双方伤亡上千。彭家声当时是缅共的领导者之一，我们水火不容，其实我们私交很好的，但政见不同。我们是同学，我的大儿子还认他为义父，他的母亲、奶奶，我也经常送一些营养品去。
《瞭望东方周刊》：缅共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罗星汉：我参与了策反，但根本原因是他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给老百姓修路、修学校，只是天天收税，这样的政府，要颠覆是很容易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和中国有很多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方面的合作，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罗星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就开始全面支持中国了。我的公司和中国的电力、石油等大公司都有合作，我的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主要是孩子在料理公司的事。大陆现在用孔孟之道推行新政，值得学习和发扬。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比如免除农业税，几千年来没有的事，比如养猪，还给补贴。
《瞭望东方周刊》：连养猪发补贴你都知道?
罗星汉：正因为了解，所以才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