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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给药、主次不清
有一些医生或患者，用药缺乏目标，或将大小目标倒置，如：
⑴不以循证医学指南选药，反而根据教科书、基础研究或个人经验，使用一些尚未公认或过时的疗法。值得注意的是，循证医学指南均来源于大量最高级别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的可靠结果，而且经过多个大规模RCT反复证实，故个体经验无论在量还是质方面均无法与循证证据抗衡。所以必须把握好方向性，由此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
⑵因为缺乏目标与方向，所以也缺乏临床治疗的准入机制。只道听途说或看到个案报道，未按GCP等法规要求就大胆使用新药或新疗法，给患者强加了不该承担的生命与健康风险。因此，临床决策更应强调GCP原则。各医院应加强建设高水平的“两会”，即学术委员会（IRB）和伦理委员会（EC），所有的新技术、新疗法、新试验均应通过“两会”的审评与监控。
“假病给真药”、“真病给假药”
⑴诊断不正确。譬如，对于不典型胸闷、心电图T波长期低平者，加上并发室性早搏或心房纤颤，并无动态心肌缺血的可靠证据，若为老年人动辄就扣上“冠心病”帽子，且大动干戈，大量使用所谓的“扩冠、抗心肌缺血”药物；若为年轻人就定为“心肌炎”，给病人带来巨大精神及经济负担。
⑵病情评估不准确。未能客观评价与判定病人的高、中、低危险性，从而缺乏分层选择性用药，容易导致对低危者治疗过度或高危者用药不足。
⑶所选药物品种缺乏循证证据支持。不按最新临床指南选药，一直沿用自己所熟悉而现在不多用的老药。
⑷用药针对性不强。如高血压左心室肥厚、并发陈旧性心肌梗死及蛋白尿阳性，若此时仍仅盯着降血压，而忽略了综合保护靶器官及二级预防，如使用上述老药，其治疗效率极低，甚至适得其反。此时应用有多项适应症的A－CEI类药物，可达到一举多得，即降血压、抗心衰、改善左室重构、减少蛋白尿，以及发挥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作用。有人认为单用A-CEI不如复方降压片效果好，可以合用小剂量利尿剂等其他降压药，从而自己配制一个最适合具体病情的以A-CEI为基础的合理的复方治疗方案。
片面用药、配伍不当，治疗效率低下
譬如，上述新降压药A-CEI或长效钙拮抗剂（CCB），因半衰期较长，刚用药几天尚未等疗效充分展现，就草率换药；或未能合理配伍。
尤应强调的是，患者并发多器官损害时，更应选用强适应症药物，才能既降低血压，又有效保护靶器官。提高用药的综合性效率是关键。
目前对“三高”病应注意以下高效达标问题：（1）首先使中间指标达到理想水平，如血脂、血糖、血压等主要指标尽快达标；（2）时刻牢记最高（预后）目标为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3）有效保护靶器官贯穿用药全过程。因此，应提倡选药合适、使用及时、剂量适当、一药多效。
用药不连续、调药非动态、不能及时适应病情的快速多变
尤其在临床上出现治疗矛盾时更显突出。譬如，急性心梗伴心源性休克时，若无导管介入PCI条件，应争分夺秒尽快经静脉溶栓，但血压过低时溶栓药物不能有效灌注至冠状动脉内，故此时首先应使用大量多巴胺或间羟胺将平均动脉压升至60～70mmHg以上，溶栓药效才能发挥出来。若虽经溶栓后血管开通、血压回升，但有时因梗死面积过大，仍可存在较顽固的心力衰竭。此时主要矛盾转化为强化处理左心室泵衰竭，即用大量升压药合用硝普钠、利尿剂及左室辅助循环装置等。如同时并发低血容量或电解质紊乱时，应抓主要矛盾兼顾一般，即合理地一边补液、一边利尿，减轻心脏负荷。若任一环节未能动态及时调整到位，会错过宝贵机会。
假设患者因心衰严重或合并肺栓塞，同时出现了较严重的低氧血症（譬如动脉血氧分压小于50～60mmHg），若鼻导管或面罩吸氧疗效不佳时并且严重缺氧，还可能导致血压降低、血液动力学状态不稳定。此时迅速纠正低氧血症成主要矛盾，需及时合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无创或有创性）。
当渡过上述循环及呼吸衰竭难关后，可重点调整口服药物，逐渐增量至目标水平，个性化摸索一个长期维持用药方案。同时渐减静脉用药，直至停用。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平稳过渡的治疗过程，正体现了动态化与个性化的合理用药思路。
然而在实际中，往往在几个环节上衔接不好。如某些人担心“人工辅助呼吸可能会增加胸腔内压力，继而影响心输出量”，故未及时应用呼吸机，可能会造成低氧血症进行性恶化，从而坐失良机。有人担心“静脉与口服药物同时应用，会产生药物叠加作用”，故在开始“滴定”治疗时，不合用任何口服药物，因而不能尽快达标、平稳维效，在静滴与口服药物过渡之间，存在着缺口，使疗效大起大落，甚至反复无常。
有一些医生或患者，用药缺乏目标，或将大小目标倒置，如：
⑴不以循证医学指南选药，反而根据教科书、基础研究或个人经验，使用一些尚未公认或过时的疗法。值得注意的是，循证医学指南均来源于大量最高级别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的可靠结果，而且经过多个大规模RCT反复证实，故个体经验无论在量还是质方面均无法与循证证据抗衡。所以必须把握好方向性，由此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
⑵因为缺乏目标与方向，所以也缺乏临床治疗的准入机制。只道听途说或看到个案报道，未按GCP等法规要求就大胆使用新药或新疗法，给患者强加了不该承担的生命与健康风险。因此，临床决策更应强调GCP原则。各医院应加强建设高水平的“两会”，即学术委员会（IRB）和伦理委员会（EC），所有的新技术、新疗法、新试验均应通过“两会”的审评与监控。
“假病给真药”、“真病给假药”
⑴诊断不正确。譬如，对于不典型胸闷、心电图T波长期低平者，加上并发室性早搏或心房纤颤，并无动态心肌缺血的可靠证据，若为老年人动辄就扣上“冠心病”帽子，且大动干戈，大量使用所谓的“扩冠、抗心肌缺血”药物；若为年轻人就定为“心肌炎”，给病人带来巨大精神及经济负担。
⑵病情评估不准确。未能客观评价与判定病人的高、中、低危险性，从而缺乏分层选择性用药，容易导致对低危者治疗过度或高危者用药不足。
⑶所选药物品种缺乏循证证据支持。不按最新临床指南选药，一直沿用自己所熟悉而现在不多用的老药。
⑷用药针对性不强。如高血压左心室肥厚、并发陈旧性心肌梗死及蛋白尿阳性，若此时仍仅盯着降血压，而忽略了综合保护靶器官及二级预防，如使用上述老药，其治疗效率极低，甚至适得其反。此时应用有多项适应症的A－CEI类药物，可达到一举多得，即降血压、抗心衰、改善左室重构、减少蛋白尿，以及发挥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作用。有人认为单用A-CEI不如复方降压片效果好，可以合用小剂量利尿剂等其他降压药，从而自己配制一个最适合具体病情的以A-CEI为基础的合理的复方治疗方案。
片面用药、配伍不当，治疗效率低下
譬如，上述新降压药A-CEI或长效钙拮抗剂（CCB），因半衰期较长，刚用药几天尚未等疗效充分展现，就草率换药；或未能合理配伍。
尤应强调的是，患者并发多器官损害时，更应选用强适应症药物，才能既降低血压，又有效保护靶器官。提高用药的综合性效率是关键。
目前对“三高”病应注意以下高效达标问题：（1）首先使中间指标达到理想水平，如血脂、血糖、血压等主要指标尽快达标；（2）时刻牢记最高（预后）目标为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3）有效保护靶器官贯穿用药全过程。因此，应提倡选药合适、使用及时、剂量适当、一药多效。
用药不连续、调药非动态、不能及时适应病情的快速多变
尤其在临床上出现治疗矛盾时更显突出。譬如，急性心梗伴心源性休克时，若无导管介入PCI条件，应争分夺秒尽快经静脉溶栓，但血压过低时溶栓药物不能有效灌注至冠状动脉内，故此时首先应使用大量多巴胺或间羟胺将平均动脉压升至60～70mmHg以上，溶栓药效才能发挥出来。若虽经溶栓后血管开通、血压回升，但有时因梗死面积过大，仍可存在较顽固的心力衰竭。此时主要矛盾转化为强化处理左心室泵衰竭，即用大量升压药合用硝普钠、利尿剂及左室辅助循环装置等。如同时并发低血容量或电解质紊乱时，应抓主要矛盾兼顾一般，即合理地一边补液、一边利尿，减轻心脏负荷。若任一环节未能动态及时调整到位，会错过宝贵机会。
假设患者因心衰严重或合并肺栓塞，同时出现了较严重的低氧血症（譬如动脉血氧分压小于50～60mmHg），若鼻导管或面罩吸氧疗效不佳时并且严重缺氧，还可能导致血压降低、血液动力学状态不稳定。此时迅速纠正低氧血症成主要矛盾，需及时合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无创或有创性）。
当渡过上述循环及呼吸衰竭难关后，可重点调整口服药物，逐渐增量至目标水平，个性化摸索一个长期维持用药方案。同时渐减静脉用药，直至停用。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平稳过渡的治疗过程，正体现了动态化与个性化的合理用药思路。
然而在实际中，往往在几个环节上衔接不好。如某些人担心“人工辅助呼吸可能会增加胸腔内压力，继而影响心输出量”，故未及时应用呼吸机，可能会造成低氧血症进行性恶化，从而坐失良机。有人担心“静脉与口服药物同时应用，会产生药物叠加作用”，故在开始“滴定”治疗时，不合用任何口服药物，因而不能尽快达标、平稳维效，在静滴与口服药物过渡之间，存在着缺口，使疗效大起大落，甚至反复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