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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变态者的研究迷雾
我们许多人曾观看过电影《沉默的羔羊》，其中的男主角汉尼拔·莱克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电影中，汉尼拔·莱克特非常嗜血残忍，喜欢吃人肉，但同时拥有极高的智商和吸引人的个性。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汉尼拔·莱克特虽然可以随时随地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如果不被逮捕，他却可以带着正常人的“面具”在人群中隐匿很多年。
其实，在现实中也有与汉尼拔·莱克特非常类似的人物。比如“杀人小丑”约翰·维恩·加西，他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商人，被当地青年商会评选为“年度人物”，还与美国总统卡特的妻子罗萨林合过影。此人平时喜欢在社区中扮小丑，深受孩子们喜爱，在20世纪70年代谋杀了32名男性青年，并把他们的尸体藏在了自家房屋的地下室。
又比如“山坡绞杀手”肯尼斯·比安奇，他很善于吸引女性，喜欢装扮成警察诱骗女人或“逮捕”妓女。20世纪70年代后期，肯尼斯·比安奇在洛杉矶强奸、摧残、杀害了12名女性，当他被逮捕时，又哄骗专家说自己具有多重人格，是“史蒂夫”而非他本人犯下了这些罪行。
还有著名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他有着英俊的外表，是华盛顿大学的高材生，却在1973年到1978年间杀害了30多名年轻女性，并有恋尸行为。这些人和汉尼拔·莱克特一样是残忍并且狡猾的怪物，他们“默默无闻”，在遭到逮捕后才变得“家喻户晓”。
在科学家眼中，上述这些人物都属于同一类人群——psychopath，即“精神变态者”或者“冷血精神病患者”。这类人有别于一般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神智正常，喜欢操纵他人，但缺乏同情心和负罪感，对待残忍的事情有着一种令人恐惧的冷漠。但让科学家们长期不解的是，精神变态者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的邪恶的特质又来自于何处呢？
19世纪的时候，精神变态被认为是精神错乱所导致的道德缺失。到了20世纪，美国精神病学家赫维·克莱克利在《神智健全的面具》一书中提到，他曾经接触过许多暴力罪犯，这些人带着完美的理智的“面具”，根本不存在精神错乱。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说法来指代这种病症，但这种说法不能够解释患者犯下的那些精神变态、麻木不仁的罪行，因为许多反社会的人并不变态。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科学家罗伯特·黑尔与监狱犯人打交道的一段经历促使他立志解开精神变态者的心智之谜。从此之后，这一危险病症的神秘面纱才慢慢被他揭开。
被精神变态者缠上
最初，罗伯特·黑尔加入到精神病研究领域完全是受生活所迫。他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俄勒冈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黑尔和他的一位学妹结婚，生下女儿谢丽尔，但是谢丽尔的身体不好，遇到了医疗问题。为了养家糊口并为女儿治病，已经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的黑尔返回加拿大。1960年，从未去过监狱的黑尔得到了人生活中的第一份工作——受雇成为英属哥伦比亚监狱唯一的心理学家，在那里评估罪犯的状态和提供心理咨询。
黑尔并没有心理学的实际工作经验，对临床心理学或者犯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那个温哥华附近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中，黑尔硬着头皮上任了。然而，黑尔的第一个工作日就不太平，在办公室里待了不到1个小时，黑尔的第一个“来访者“就来了。来访者是一个又高又瘦、30多岁的男性犯人，叫做雷。黑尔回忆说，雷用着一种冷漠无情的眼光注视着他，从不将目光移开，仿佛在将黑尔视作“食物”。还没等黑尔进行自我介绍，雷就开口说话了：“嘿，心理学家，我有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好好谈谈吧。”黑尔让他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雷却掏出了一把小刀在黑尔面前挥舞，与此同时，雷一直在微笑并保持者那种咄咄逼人的眼神。黑尔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叫警卫，不过还是忍住了。
在确定了黑尔不会叫警卫后，雷转而解释说自己并不想用小刀对付黑尔，而是要对付另外一名犯人，因为这名犯人勾引了雷的同性恋男友。尽管黑尔一下子没有弄明白雷为什么给自己说这个，但他却发现自己落入了雷的陷阱：如果自己不向监狱管理部门报告这件事（雷想要刀捅他的情敌），那么自己就违反了监狱的一条严格制度，即要求工作人员对任何私藏武器者都要及时上报；如果自己向上汇报了这件事，那么雷就会传话出去，说自己不是一个为犯人着想的心理学家，那么自己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更加困难。
黑尔最终选择了隐瞒这件事，雷最终并没有去捅情敌，却抓住了黑尔的把柄，因为黑尔为了与犯人建立融洽的关系而违反了监狱的基本制度。自从第一次会面后，雷就令黑尔在监狱工作的几个月里苦不堪言，他不断地要求见黑尔，无休止地企图利用黑尔为他办事。有一次，他说服黑尔相信他能成为一名好厨师，让黑尔帮他从机械车间（雷就是在那里制作了那把刀）调进监狱食堂。让黑尔没有想到的是，食堂里的白糖、土豆、水果被雷用来制造酒精，几个月之后，监狱长餐桌下的地板发生了大爆炸，这次爆炸使用一个精心设计的酒精蒸馏装置实现的，雷就是这起事件幕后的策划者。为此，雷被关了一段时间的禁闭。
刚从禁闭室释放出来，雷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黑尔面前，要求从食堂调到汽车车间，理由是他觉得自己有技术，需要为出狱后的生活做些练习。虽然对上次的爆炸事件心有余悸，但最终黑尔还是妥协了。不久之后，黑尔决定离开监狱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监狱长送他一辆旧汽车。由于旧汽车外观不佳，黑尔把它送到监狱的汽车车间进行修理，随后，黑尔和妻子向安大略大学出发了。但汽车在长长的山坡上出现了问题，刹车踏板变得很松，随后干脆断掉了。幸运的是，黑尔还是设法将车开到了服务站，汽车修理工发现，刹车连接被人切开了，这样就会慢慢发生断裂。黑尔相信这是雷做了手脚。
制定精神变态的标准
安全回到校园，黑尔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小命总算保住了。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黑尔第一次接触到了精神变态的相关文献，这时黑尔想到了雷。雷能說会道、残忍冷酷的独特“魅力”在黑尔看来已经成为一个谜，他开始想要解开这个谜。1963年，黑尔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他开始前往监狱专门研究变态罪犯的心理。 在监狱做了几个月的研究后，管理部门给黑尔送来了一名犯人，要求为其假释听证做心理测试。这名犯人因为过失杀人被判有期徒刑6年，但黑尔发现文档中没有完整的犯罪报告，于是黑尔要求犯人说说具体的细节。犯人说，女朋友几个月大的女儿连续不断地哭闹，并且闻起来臭极了，所以他很不情愿地给她换尿布。“她拉得我满手都是，于是我生气了，”犯人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提起她的脚，然后把她往墙上撞去……”犯人对自己可怕行为的轻描淡写让黑尔深受震惊，黑尔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女儿，毫不客气地把犯人赶出了办公室。
很久之后，由于好奇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黑尔又查看了一下这个犯人的监狱档案。黑尔了解到，这个犯人获得了假释资格，但又去抢银行，在警察的追捕中狂奔丧命了。黑尔认为，如果将这个人诊断为精神变态者，他就不应该被假释，但当时精神变态的诊断程序还十分模糊并且准确性不高，所以导致这个犯人有机会再次行凶。因此，黑尔决心制定一个更加科学、更加明确的精神变态评判标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测谎仪变得更加可靠，黑尔组织大量学生和自己一起对有过变态行为的犯人进行心理学评估，将100项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变态倾向的标准缩减到了22项。1980年，黑尔发表了检测精神变态者的新标准——the Psychopathy Check List，简称PCL-R（病态人格检索表）。
PCL-R迅速引起了北美和英国精神病学家们的注意，他们或许不完全同意这份标准中所有的內容，但让将其视作不同地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1985年，黑尔又进一步做了修订，22项标准减为20项，并进行了实验评估。结果显示，在3年时间里会重复作案的犯人中，80%的犯人可以通过PCL-R标准判别出来。加拿大国家假释局找到黑尔，希望将PCL-R标准用于所有犯人，但黑尔当时担心PCL-R或许会被滥用造成不良后果，没有同意。直到1991年，黑尔才将PCL-R的版权出售。
更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除了制定PCL-R标准，黑尔率先使用了许多先进的技术研究精神变态者，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比如，黑尔让精神变态者和非精神变态者作为志愿者参加他的实验。在实验中，黑尔记录志愿者们的脑电图、汗液、血压，试验中也用到电发生器。黑尔对志愿者解释说，当他从10倒数到1的时候，志愿者将会受到十分痛苦的电击。但志愿者们不同的反应让黑尔大吃一惊。精神变态者（他们性格都很暴躁，通常出生贫困，因虐待而犯罪的犯人）的表现很淡定，不会出汗，血压没什么变化，好像这个让人痛苦的电击不会给他们带来恐惧，但非精神变态者这有明显的生理反应。大脑本应传送恐惧讯号给中央神经系统，但在精神变态者身上却没有发生这种信号传递，这让黑尔怀疑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不同于一般人。更让黑尔惊讶的是，当他重复做这个试验，精神变态者在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痛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黑尔得出结论：“精神变态者可能再次犯罪，即使以前经受过痛苦，他们的大脑仍旧对痛苦没有记忆，如果危险的精神变态犯人破坏假释条件就将被再次关押，他们仍不会在乎，因为这个威胁对他们没有意义。”
黑尔又做了另外一个惊吓反应实验，精神变态者和非精神变态者被邀请看些很倒胃口的图片，像犯罪现场脑袋打得稀烂的图片。当他们关注图片时，黑尔会在他们的耳边发出极大的声音。非精神变态者会蹦起来并感到很惊讶，精神变态者则会保持平静。由此看来，精神变态者见到打得稀烂的脸那样恐怖的图片时，他们没有害怕，反而受此吸引。而且，黑尔在测试志愿者对于语言的反应能力的实验中发现，精神变态者往往丧失了区分语言中的“情感组件“的能力。他让志愿者观看一些中性或者带有情感的词语——桌子、地毯、尸体、蛆、酷刑、折磨……然后观察他们的脑电图，结果发现，精神变态者往往患有所谓的语义性失语症，感受不到语言中的情绪色彩。
对于为什么会这样，黑尔猜测，也许精神变态者生来就如此，这种表现可能是由某种与众不同的高风险基因决定的，比如单氨氧化酶。这些高风险基因使得人更好斗，更不惧怕危险，在高压坏境下更冷静。但是，目前也不能确定基因就是这些人成为精神变态者的全部原因，只能说他们因此具备了成为精神变态者的潜在条件。因为一些后天的干预措施，比如协助具有高度精神变态特质儿童的父母，也许能够帮助降低儿童后天发展出精神变态特质的水平。
数十年的时间里，黑尔研究了数百个精神变态的案例，近距离接触了数不清的犯人，他也由此一步步成为了世界顶级的心理学家。现在，黑尔已经退休了，但他仍然没有放下学术研究，他知道，关于精神变态症，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科学家们仍需继续努力。
我们许多人曾观看过电影《沉默的羔羊》，其中的男主角汉尼拔·莱克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电影中，汉尼拔·莱克特非常嗜血残忍，喜欢吃人肉，但同时拥有极高的智商和吸引人的个性。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汉尼拔·莱克特虽然可以随时随地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如果不被逮捕，他却可以带着正常人的“面具”在人群中隐匿很多年。
其实，在现实中也有与汉尼拔·莱克特非常类似的人物。比如“杀人小丑”约翰·维恩·加西，他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商人，被当地青年商会评选为“年度人物”，还与美国总统卡特的妻子罗萨林合过影。此人平时喜欢在社区中扮小丑，深受孩子们喜爱，在20世纪70年代谋杀了32名男性青年，并把他们的尸体藏在了自家房屋的地下室。
又比如“山坡绞杀手”肯尼斯·比安奇，他很善于吸引女性，喜欢装扮成警察诱骗女人或“逮捕”妓女。20世纪70年代后期，肯尼斯·比安奇在洛杉矶强奸、摧残、杀害了12名女性，当他被逮捕时，又哄骗专家说自己具有多重人格，是“史蒂夫”而非他本人犯下了这些罪行。
还有著名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他有着英俊的外表，是华盛顿大学的高材生，却在1973年到1978年间杀害了30多名年轻女性，并有恋尸行为。这些人和汉尼拔·莱克特一样是残忍并且狡猾的怪物，他们“默默无闻”，在遭到逮捕后才变得“家喻户晓”。
在科学家眼中，上述这些人物都属于同一类人群——psychopath，即“精神变态者”或者“冷血精神病患者”。这类人有别于一般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神智正常，喜欢操纵他人，但缺乏同情心和负罪感，对待残忍的事情有着一种令人恐惧的冷漠。但让科学家们长期不解的是，精神变态者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的邪恶的特质又来自于何处呢？
19世纪的时候，精神变态被认为是精神错乱所导致的道德缺失。到了20世纪，美国精神病学家赫维·克莱克利在《神智健全的面具》一书中提到，他曾经接触过许多暴力罪犯，这些人带着完美的理智的“面具”，根本不存在精神错乱。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说法来指代这种病症，但这种说法不能够解释患者犯下的那些精神变态、麻木不仁的罪行，因为许多反社会的人并不变态。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科学家罗伯特·黑尔与监狱犯人打交道的一段经历促使他立志解开精神变态者的心智之谜。从此之后，这一危险病症的神秘面纱才慢慢被他揭开。
被精神变态者缠上
最初，罗伯特·黑尔加入到精神病研究领域完全是受生活所迫。他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俄勒冈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黑尔和他的一位学妹结婚，生下女儿谢丽尔，但是谢丽尔的身体不好，遇到了医疗问题。为了养家糊口并为女儿治病，已经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的黑尔返回加拿大。1960年，从未去过监狱的黑尔得到了人生活中的第一份工作——受雇成为英属哥伦比亚监狱唯一的心理学家，在那里评估罪犯的状态和提供心理咨询。
黑尔并没有心理学的实际工作经验，对临床心理学或者犯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那个温哥华附近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中，黑尔硬着头皮上任了。然而，黑尔的第一个工作日就不太平，在办公室里待了不到1个小时，黑尔的第一个“来访者“就来了。来访者是一个又高又瘦、30多岁的男性犯人，叫做雷。黑尔回忆说，雷用着一种冷漠无情的眼光注视着他，从不将目光移开，仿佛在将黑尔视作“食物”。还没等黑尔进行自我介绍，雷就开口说话了：“嘿，心理学家，我有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好好谈谈吧。”黑尔让他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雷却掏出了一把小刀在黑尔面前挥舞，与此同时，雷一直在微笑并保持者那种咄咄逼人的眼神。黑尔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叫警卫，不过还是忍住了。
在确定了黑尔不会叫警卫后，雷转而解释说自己并不想用小刀对付黑尔，而是要对付另外一名犯人，因为这名犯人勾引了雷的同性恋男友。尽管黑尔一下子没有弄明白雷为什么给自己说这个，但他却发现自己落入了雷的陷阱：如果自己不向监狱管理部门报告这件事（雷想要刀捅他的情敌），那么自己就违反了监狱的一条严格制度，即要求工作人员对任何私藏武器者都要及时上报；如果自己向上汇报了这件事，那么雷就会传话出去，说自己不是一个为犯人着想的心理学家，那么自己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更加困难。
黑尔最终选择了隐瞒这件事，雷最终并没有去捅情敌，却抓住了黑尔的把柄，因为黑尔为了与犯人建立融洽的关系而违反了监狱的基本制度。自从第一次会面后，雷就令黑尔在监狱工作的几个月里苦不堪言，他不断地要求见黑尔，无休止地企图利用黑尔为他办事。有一次，他说服黑尔相信他能成为一名好厨师，让黑尔帮他从机械车间（雷就是在那里制作了那把刀）调进监狱食堂。让黑尔没有想到的是，食堂里的白糖、土豆、水果被雷用来制造酒精，几个月之后，监狱长餐桌下的地板发生了大爆炸，这次爆炸使用一个精心设计的酒精蒸馏装置实现的，雷就是这起事件幕后的策划者。为此，雷被关了一段时间的禁闭。
刚从禁闭室释放出来，雷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黑尔面前，要求从食堂调到汽车车间，理由是他觉得自己有技术，需要为出狱后的生活做些练习。虽然对上次的爆炸事件心有余悸，但最终黑尔还是妥协了。不久之后，黑尔决定离开监狱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监狱长送他一辆旧汽车。由于旧汽车外观不佳，黑尔把它送到监狱的汽车车间进行修理，随后，黑尔和妻子向安大略大学出发了。但汽车在长长的山坡上出现了问题，刹车踏板变得很松，随后干脆断掉了。幸运的是，黑尔还是设法将车开到了服务站，汽车修理工发现，刹车连接被人切开了，这样就会慢慢发生断裂。黑尔相信这是雷做了手脚。
制定精神变态的标准
安全回到校园，黑尔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小命总算保住了。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黑尔第一次接触到了精神变态的相关文献，这时黑尔想到了雷。雷能說会道、残忍冷酷的独特“魅力”在黑尔看来已经成为一个谜，他开始想要解开这个谜。1963年，黑尔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他开始前往监狱专门研究变态罪犯的心理。 在监狱做了几个月的研究后，管理部门给黑尔送来了一名犯人，要求为其假释听证做心理测试。这名犯人因为过失杀人被判有期徒刑6年，但黑尔发现文档中没有完整的犯罪报告，于是黑尔要求犯人说说具体的细节。犯人说，女朋友几个月大的女儿连续不断地哭闹，并且闻起来臭极了，所以他很不情愿地给她换尿布。“她拉得我满手都是，于是我生气了，”犯人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提起她的脚，然后把她往墙上撞去……”犯人对自己可怕行为的轻描淡写让黑尔深受震惊，黑尔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女儿，毫不客气地把犯人赶出了办公室。
很久之后，由于好奇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黑尔又查看了一下这个犯人的监狱档案。黑尔了解到，这个犯人获得了假释资格，但又去抢银行，在警察的追捕中狂奔丧命了。黑尔认为，如果将这个人诊断为精神变态者，他就不应该被假释，但当时精神变态的诊断程序还十分模糊并且准确性不高，所以导致这个犯人有机会再次行凶。因此，黑尔决心制定一个更加科学、更加明确的精神变态评判标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测谎仪变得更加可靠，黑尔组织大量学生和自己一起对有过变态行为的犯人进行心理学评估，将100项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变态倾向的标准缩减到了22项。1980年，黑尔发表了检测精神变态者的新标准——the Psychopathy Check List，简称PCL-R（病态人格检索表）。
PCL-R迅速引起了北美和英国精神病学家们的注意，他们或许不完全同意这份标准中所有的內容，但让将其视作不同地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1985年，黑尔又进一步做了修订，22项标准减为20项，并进行了实验评估。结果显示，在3年时间里会重复作案的犯人中，80%的犯人可以通过PCL-R标准判别出来。加拿大国家假释局找到黑尔，希望将PCL-R标准用于所有犯人，但黑尔当时担心PCL-R或许会被滥用造成不良后果，没有同意。直到1991年，黑尔才将PCL-R的版权出售。
更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除了制定PCL-R标准，黑尔率先使用了许多先进的技术研究精神变态者，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比如，黑尔让精神变态者和非精神变态者作为志愿者参加他的实验。在实验中，黑尔记录志愿者们的脑电图、汗液、血压，试验中也用到电发生器。黑尔对志愿者解释说，当他从10倒数到1的时候，志愿者将会受到十分痛苦的电击。但志愿者们不同的反应让黑尔大吃一惊。精神变态者（他们性格都很暴躁，通常出生贫困，因虐待而犯罪的犯人）的表现很淡定，不会出汗，血压没什么变化，好像这个让人痛苦的电击不会给他们带来恐惧，但非精神变态者这有明显的生理反应。大脑本应传送恐惧讯号给中央神经系统，但在精神变态者身上却没有发生这种信号传递，这让黑尔怀疑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不同于一般人。更让黑尔惊讶的是，当他重复做这个试验，精神变态者在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痛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黑尔得出结论：“精神变态者可能再次犯罪，即使以前经受过痛苦，他们的大脑仍旧对痛苦没有记忆，如果危险的精神变态犯人破坏假释条件就将被再次关押，他们仍不会在乎，因为这个威胁对他们没有意义。”
黑尔又做了另外一个惊吓反应实验，精神变态者和非精神变态者被邀请看些很倒胃口的图片，像犯罪现场脑袋打得稀烂的图片。当他们关注图片时，黑尔会在他们的耳边发出极大的声音。非精神变态者会蹦起来并感到很惊讶，精神变态者则会保持平静。由此看来，精神变态者见到打得稀烂的脸那样恐怖的图片时，他们没有害怕，反而受此吸引。而且，黑尔在测试志愿者对于语言的反应能力的实验中发现，精神变态者往往丧失了区分语言中的“情感组件“的能力。他让志愿者观看一些中性或者带有情感的词语——桌子、地毯、尸体、蛆、酷刑、折磨……然后观察他们的脑电图，结果发现，精神变态者往往患有所谓的语义性失语症，感受不到语言中的情绪色彩。
对于为什么会这样，黑尔猜测，也许精神变态者生来就如此，这种表现可能是由某种与众不同的高风险基因决定的，比如单氨氧化酶。这些高风险基因使得人更好斗，更不惧怕危险，在高压坏境下更冷静。但是，目前也不能确定基因就是这些人成为精神变态者的全部原因，只能说他们因此具备了成为精神变态者的潜在条件。因为一些后天的干预措施，比如协助具有高度精神变态特质儿童的父母，也许能够帮助降低儿童后天发展出精神变态特质的水平。
数十年的时间里，黑尔研究了数百个精神变态的案例，近距离接触了数不清的犯人，他也由此一步步成为了世界顶级的心理学家。现在，黑尔已经退休了，但他仍然没有放下学术研究，他知道，关于精神变态症，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科学家们仍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