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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文艺委员唱着这首音乐课刚学会的酸俗歌曲,女班长站在一旁观望,脸上带有微微刻意的礼节性悲哀。
“到底怎么了?”我有些不耐烦。其实发生了什么我已大致猜出一二,我妈已经替我请好假,我上完今天第三节课就回家。
他们用一种极力克制的表情和语调说,你爷爷走了。
用不着这样。我告诉他们,爷爷的事我早就猜到了,我这就收拾书包。
这下,他们真的有些愣怔了,说是班主任吩咐通知我的,还说一定要等第三节课下课再说,怕我提前得知后伤心过度哭得无法上课。真是善良慈祥的老师啊。
虽然爷爷的死讯是这时候传来的,但有些事还需要往回说。
暑假,我结束一个月的游玩回家,还有十来天空白的日子。我妈看北京热得出奇,加上我一个十多岁的人在家里也待不住,就盘算着再去哪里待一阵,于是想到了爷爷奶奶家。跟我爸商量之后,看了看火车票,居然只有商务座,而且意外地贵,我妈又打起退堂鼓,跟我爸说,要么算了吧。
就是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很大的生命转折。我爸最开始简单回答了“行啊”,我还没意识到,那时候他的语调中灌满了一种滚烫的无奈。过了几分钟,他忽然给我妈发来短信:“你还是让他回老家去一趟吧,他爷爷胃癌快不行了。”
我带着跳绳和几本作业,一个人坐商务座去了山东潍坊。下了车站,我婶婶和传说的“四舅姥爷”来接我。在不停颠簸的小轿车里,我空空地望着窗外,外面仿似空无一物,其实堆满了毫无时尚可言的商铺和楼盘,居然还有仍笃笃冒着灰烟的工厂。
真单调啊。
我见到了爷爷。他疲惫地躺在躺椅上,看到我,表情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副似乎不甚高兴的样子,说了句“新一啊”,那声音,像枯树枝在风中摇曳。我爷爷家重男轻女,从不掩饰,而我作为唯一的男性后代,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爷爷见了我,是从没露出过阴郁的面孔的。我想他应该是真的没力气改变脸色了。他瘦了很多,显然不是自然瘦下的,他切掉了一部分胃。他的脊骨仿佛要刺破皮肤而冲出,只说这一点,便可想象了。
我妈吩咐我多运动,在爷爷面前尽量显出朝气,让他高兴高兴。于是接下来几天,我定时定点在他的躺椅边跳绳。我跳着,不曾双脚交替,一直稳固地双脚同时着地,而我爷爷半躺半坐,不时地打吊瓶,不知道有没有在看我跳。现在想来,那真像个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镜头。我父辈的父辈从我爷爷开始,走向消逝了,而我还是个半大小子。长得酷似爷爷的我,在病入膏肓的他旁边生龙活虎地跳绳,像是他的魂灵在微弱地出窍。
我不得不承认,我与爷爷从来见面极少,彼时并未感到多么伤心。几天后,我带着跳绳和几本作业,独自坐商务座回了北京。
原来爷爷前一天就走了啊。我妈想让我专心学习,所以拖到要出发奔丧前才说。
我搭了妈妈熟人的车去火车站。我妈挖了很多只百香果的果肉,放进杯子嘱咐我带上,说是在老家那边吃饭不太方便,一定要补充好维生素。
我这次是坐二等座去的。到了车站,又是四舅姥爷来接我。我对复杂的家族成员称呼相当苦恼,四舅姥爷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我现在也不清楚。到了爷爷家,认识的、似乎有点面熟的、压根没见过的亲戚都到了,还有我爸。
这些人都好久没见了啊,包括我爸。
晚上,一群亲戚坐在小马扎上看电视,漫无目的地看。电视自爷爷病重起就被朴素的粗白布罩着,上面积了一层灰,直到他走后才又见了光。我听不懂山东话,更听不懂呕哑啁哳的山东土话,他们的谈话不时提到我,我也只能随和地笑笑,不显无礼便可。
躺在床上时,我无缘由地回想起很久之前,我奶奶难得地打来电话,告诉我太姥姥走了,那语调竟然有些高兴。原来太姥姥已经九十多岁了,算是长寿,值得庆幸。据他们说,我是见过她的,可惜的是当时我估计根本不清楚“太姥姥”跟我是什么关系,只是想要过年红包罢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蒙蒙亮,葬礼就开始了。
这下子来的人更多,不少跟爷爷全无血缘关系。穿着素色衣服的男男女女,有老有少,盈满了爷爷家的大门内外。在众人瞩目下,德高望重的司仪老先生来了,宣告繁复的仪式开始。司仪用胸腔共鸣发出厚重的声音,在不大的院落里回荡不绝。重复的“一叩首”“二叩首”命令下,一个个亲戚哭着向用简陋纸花装饰的爷爷的肖像跪下并磕头,展示他们诚挚的悲痛。那哭声像雨果的群像戏里该有的:女人往往是步入更年期者,哭声自有这个年纪的不节制和圆滑;男人的演技和演的欲望就弱些了,许多是仅闻哭声未见泪滴,但对哭腔的拿捏倒也可圈可点,有“大男子主义者被逼入穷途末路”的感觉,让人觉得悲切、沧桑,又不过火,不致变得娘娘腔。当所谓的亲戚们下跪叩首时,我作为长孙也要下跪,現在想来,膝盖的问题就是那时候埋下的。
结束了这一程序后,某个不知跟我什么关系的大娘,热情难却地拉来她的儿子要介绍给我做朋友。我用很短的时间端详了眼前的男孩。真瘦啊,不过若跟我爷爷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话,将来指不定也会发福呢。他的头发极短,不像其他乡村男孩蓄得很长,看来他对“流行风尚”并不感冒。大娘生硬地抓住他的手,放在我手上,又用很勉强的普通话跟我说,你们今后就是朋友了。虽然双方都觉得牵着手非常尴尬,但也不得不维持一会儿,待大娘去里屋帮着准备下一个丧事程序,两只手自觉且默契地同时放开。
他的手可真冷。我蓦地想起从前看过的表彰晚会。在红与黄为主色调的演播厅里,穿着华贵衣装的嘉宾们牵起手做祈福状时,是否感受到的温度与此时相仿呢?
完成了上午的程序后,大多数人都期待的吃饭时间到了。
某次在桂林大圩古镇,许多老汉老妪带着笑意在河边小屋做饭,我以为那天是什么盛大的节日,大块的油炸腐竹与公馆扣肉在大个的不锈钢盆里不大安分地躺着,色泽和香味都显露出刚烹制好的姿态,似乎在交相低语“吃我吧”“吃我吧”。询问其中一位老汉才知,今天是某老者的葬礼。从那之后我明白了什么叫“红白喜事”。当然,我爷爷家的村子是以极不善吃著称的,菜肴自是比不上桂林那日所见。用油极省裹面过多的炸藕夹,用盐用香料均不甚得法的粉条炖肉丸,在“亲戚”们嘴里吧唧吧唧地嚼着,好像这么做能增香增味似的,我不禁暗生不快,随便吃了几口便逃一般离开了。
“到底怎么了?”我有些不耐烦。其实发生了什么我已大致猜出一二,我妈已经替我请好假,我上完今天第三节课就回家。
他们用一种极力克制的表情和语调说,你爷爷走了。
用不着这样。我告诉他们,爷爷的事我早就猜到了,我这就收拾书包。
这下,他们真的有些愣怔了,说是班主任吩咐通知我的,还说一定要等第三节课下课再说,怕我提前得知后伤心过度哭得无法上课。真是善良慈祥的老师啊。
虽然爷爷的死讯是这时候传来的,但有些事还需要往回说。
暑假,我结束一个月的游玩回家,还有十来天空白的日子。我妈看北京热得出奇,加上我一个十多岁的人在家里也待不住,就盘算着再去哪里待一阵,于是想到了爷爷奶奶家。跟我爸商量之后,看了看火车票,居然只有商务座,而且意外地贵,我妈又打起退堂鼓,跟我爸说,要么算了吧。
就是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很大的生命转折。我爸最开始简单回答了“行啊”,我还没意识到,那时候他的语调中灌满了一种滚烫的无奈。过了几分钟,他忽然给我妈发来短信:“你还是让他回老家去一趟吧,他爷爷胃癌快不行了。”
我带着跳绳和几本作业,一个人坐商务座去了山东潍坊。下了车站,我婶婶和传说的“四舅姥爷”来接我。在不停颠簸的小轿车里,我空空地望着窗外,外面仿似空无一物,其实堆满了毫无时尚可言的商铺和楼盘,居然还有仍笃笃冒着灰烟的工厂。
真单调啊。
我见到了爷爷。他疲惫地躺在躺椅上,看到我,表情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副似乎不甚高兴的样子,说了句“新一啊”,那声音,像枯树枝在风中摇曳。我爷爷家重男轻女,从不掩饰,而我作为唯一的男性后代,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爷爷见了我,是从没露出过阴郁的面孔的。我想他应该是真的没力气改变脸色了。他瘦了很多,显然不是自然瘦下的,他切掉了一部分胃。他的脊骨仿佛要刺破皮肤而冲出,只说这一点,便可想象了。
我妈吩咐我多运动,在爷爷面前尽量显出朝气,让他高兴高兴。于是接下来几天,我定时定点在他的躺椅边跳绳。我跳着,不曾双脚交替,一直稳固地双脚同时着地,而我爷爷半躺半坐,不时地打吊瓶,不知道有没有在看我跳。现在想来,那真像个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镜头。我父辈的父辈从我爷爷开始,走向消逝了,而我还是个半大小子。长得酷似爷爷的我,在病入膏肓的他旁边生龙活虎地跳绳,像是他的魂灵在微弱地出窍。
我不得不承认,我与爷爷从来见面极少,彼时并未感到多么伤心。几天后,我带着跳绳和几本作业,独自坐商务座回了北京。
原来爷爷前一天就走了啊。我妈想让我专心学习,所以拖到要出发奔丧前才说。
我搭了妈妈熟人的车去火车站。我妈挖了很多只百香果的果肉,放进杯子嘱咐我带上,说是在老家那边吃饭不太方便,一定要补充好维生素。
我这次是坐二等座去的。到了车站,又是四舅姥爷来接我。我对复杂的家族成员称呼相当苦恼,四舅姥爷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我现在也不清楚。到了爷爷家,认识的、似乎有点面熟的、压根没见过的亲戚都到了,还有我爸。
这些人都好久没见了啊,包括我爸。
晚上,一群亲戚坐在小马扎上看电视,漫无目的地看。电视自爷爷病重起就被朴素的粗白布罩着,上面积了一层灰,直到他走后才又见了光。我听不懂山东话,更听不懂呕哑啁哳的山东土话,他们的谈话不时提到我,我也只能随和地笑笑,不显无礼便可。
躺在床上时,我无缘由地回想起很久之前,我奶奶难得地打来电话,告诉我太姥姥走了,那语调竟然有些高兴。原来太姥姥已经九十多岁了,算是长寿,值得庆幸。据他们说,我是见过她的,可惜的是当时我估计根本不清楚“太姥姥”跟我是什么关系,只是想要过年红包罢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蒙蒙亮,葬礼就开始了。
这下子来的人更多,不少跟爷爷全无血缘关系。穿着素色衣服的男男女女,有老有少,盈满了爷爷家的大门内外。在众人瞩目下,德高望重的司仪老先生来了,宣告繁复的仪式开始。司仪用胸腔共鸣发出厚重的声音,在不大的院落里回荡不绝。重复的“一叩首”“二叩首”命令下,一个个亲戚哭着向用简陋纸花装饰的爷爷的肖像跪下并磕头,展示他们诚挚的悲痛。那哭声像雨果的群像戏里该有的:女人往往是步入更年期者,哭声自有这个年纪的不节制和圆滑;男人的演技和演的欲望就弱些了,许多是仅闻哭声未见泪滴,但对哭腔的拿捏倒也可圈可点,有“大男子主义者被逼入穷途末路”的感觉,让人觉得悲切、沧桑,又不过火,不致变得娘娘腔。当所谓的亲戚们下跪叩首时,我作为长孙也要下跪,現在想来,膝盖的问题就是那时候埋下的。
结束了这一程序后,某个不知跟我什么关系的大娘,热情难却地拉来她的儿子要介绍给我做朋友。我用很短的时间端详了眼前的男孩。真瘦啊,不过若跟我爷爷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话,将来指不定也会发福呢。他的头发极短,不像其他乡村男孩蓄得很长,看来他对“流行风尚”并不感冒。大娘生硬地抓住他的手,放在我手上,又用很勉强的普通话跟我说,你们今后就是朋友了。虽然双方都觉得牵着手非常尴尬,但也不得不维持一会儿,待大娘去里屋帮着准备下一个丧事程序,两只手自觉且默契地同时放开。
他的手可真冷。我蓦地想起从前看过的表彰晚会。在红与黄为主色调的演播厅里,穿着华贵衣装的嘉宾们牵起手做祈福状时,是否感受到的温度与此时相仿呢?
完成了上午的程序后,大多数人都期待的吃饭时间到了。
某次在桂林大圩古镇,许多老汉老妪带着笑意在河边小屋做饭,我以为那天是什么盛大的节日,大块的油炸腐竹与公馆扣肉在大个的不锈钢盆里不大安分地躺着,色泽和香味都显露出刚烹制好的姿态,似乎在交相低语“吃我吧”“吃我吧”。询问其中一位老汉才知,今天是某老者的葬礼。从那之后我明白了什么叫“红白喜事”。当然,我爷爷家的村子是以极不善吃著称的,菜肴自是比不上桂林那日所见。用油极省裹面过多的炸藕夹,用盐用香料均不甚得法的粉条炖肉丸,在“亲戚”们嘴里吧唧吧唧地嚼着,好像这么做能增香增味似的,我不禁暗生不快,随便吃了几口便逃一般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