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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传播者。而《新青年》能够取得空前成就，更为重要和本质的原因是《新青年》时期社会结构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而这种不稳定状态诱导了社会体系的变革。除《新青年》所处的社会契机之外，其传播内容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高度一致，选择受众当中最合适的群体——青年来传播先进思想，也是《新青年》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文化传播
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传播者。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在文化传播的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建树，但他却是新文化传播最为独特而优秀的实践家。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陈独秀及其《新青年》，也许无法从陈独秀本人的著述及言论中归纳和摘取多少与传播学理论直接相关的见解与观点。但是，对陈独秀在新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实践，却不能不加以深入的理论研究，以从中求取对于传播学的理论建设与发展具有更多启示的实际经验和具体参照。而通观陈独秀的文化传播实践，主办《新青年》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通过《新青年》的青年式传播，通过向旧文化的宣战，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显赫一时的传播家。
一、在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最高契合点上
传播学家们早就指出，一个社会想要维持稳定并实现持续的进步和革新，必须依靠它的传播体系来实现。首先，传播体系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把社会共同的价值及目标传达给大家，使得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众志成城，紧密合作。其次，一个社会想要寻求改革也必须依靠其传播体系的协助来实现。传播体系使得身处其中的所有社会成员知道：为了长期共享进步繁荣的社会，就必须不断地追求进步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是传播活动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方面。而《新青年》的传播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也正是集中在对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变迁”这两大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上面，它向旧的文化宣战并提倡“新文化”，取得了巨大的、空前的成就。那么一份由普通的知识青年以个人的力量创办的小小杂志，何以竟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历史能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被历来的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或者说是至今尚未给出一个十分科学和准确的答案的。而这样的答案，笔者认为，也许只有依据传播学的理论去寻求。
在传播学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作“依赖模式”，由德福勒和鲍尔-罗克希于1976年提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受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而其中的社会体系会根据它的结构的稳定程度而变化。在《新青年》之前，以“唤醒”和“启蒙”为目标的传播工作已曾经有许多人做过，如改良派的梁启超及谭嗣同、严复等人。但是，他们终未真正完成其历史使命，终未把历史真正加以改变。而比较之下，《新青年》能够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也是《新青年》时期社会结构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而这种不稳定状态诱导了社会体系的变革。
《新青年》时期，是中国社会内在结构最不稳定的时期。1840年以后，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制度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西方文化的剧烈入侵使得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其次，封建制度的根基受到随后改良运动的威胁；再次，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终于在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般的力量下土崩瓦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激荡，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文化的结构已处于极不稳定状态。[1]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和政治斗争相比较而言，启蒙和文化始终无法成为先进知识群的关注焦点，甚至是无暇顾及。[2]以至于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一些封建思想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不再具备权威性，但是从社会全局来看，谈不上有多大的進步，政局、思想及意识形态都陷入了空前混乱，社会出现了极其矛盾的两面。一面是皇权的崩塌随即带来诸多旧的制度、思想、习俗、信仰的动摇甚至是毁灭；另一面，顽固守旧势力不甘心王朝就此毁灭，又开始用“孔孟之道”那一套企图封建复辟。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不仅是知识分子陷入迷茫而不知何去何从，甚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渺茫不清。但是正是在如此混乱和压抑的时代里，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异军突起，以民主和科学为其鲜明的思想旗帜开始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大面积传播。所以，《新青年》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样的社会契机是极为重要的。
二、为国民之觉悟而传播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初，就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即希望通过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而改变国家的整体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国家观，他认为有没有将为国人谋求安宁与幸福作为宗旨和目标乃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近世国家的标准。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根本没有建设这种近世国家的自觉心。在革命屡遭挫败以后，陈独秀开始探索新的道路，他慢慢地意识到政治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相应的文化思想上的彻底革命。鉴于此，陈独秀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①他认为，在政治革命之前要先进行思想革命，即“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3]。
1916年春，陈独秀在刚刚创办的《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一九一六年》和《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陈独秀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4]。这实际上是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文化传播追求和主张。要真正改变中国的状况，必须通过“多数国民之运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传播去唤醒国民“最后之觉悟”。
一个直接面对大众社会的现代传播者，对于他所从事的某项传播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和清醒，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大大避免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许多盲目性，而且可以使传播者（运用各种媒介）从一开始就能从理论上认清这一活动是于社会有益的还是无益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以及是否符合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与要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陈独秀在当时的理性认识和选择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样的认识和选择也是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的过程才逐步达到的。 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意识和观念的文化人，陈独秀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早有一定的认识。1904年以前，他就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当然，他此时的办报动机还只是因为“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5]。这种笼统的救国救民主张，显然尚未升华到思想革命这样的高度和境界，他还没有真正找到最有效的救国救民的途径。1904年3月，他创办了一份《安徽俗话报》，而办这份报纸也只是为了传播事件新闻和普及常识。这样的“办报主义”在当时的文化面向平民、走向最底层的人民大众这一方向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其与后来他所主张的“思想革命”方面的意义还毫不沾边，相距甚远。
十年之后，经历了种种社会的动荡，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终于懂得了国民的觉悟与智能（即“自觉心”）对于国家兴亡的根本意义。因而，他开始把传播（办杂志）的目标定位在“思想革命”这样的方向上。这显然在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但是，《新青年》的创办，虽然有了正确的方向，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广大受众所普遍接受的。正如傅彬然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当时对于像他那样的青年，《新青年》的文章也经历了从吸引到感情上不能接受到最后完全接受这样的转变过程。而其中的感情上不能接受，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对儒家学说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也说明了传播对人们态度的改变。而在《新青年》还不能得到最广大受众接受的时候，两度面临休刊的困境，其中一次是1916年，刚刚出满1卷6期后，因销售甚少，不得不暂时休刊。陈独秀感慨说，“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6]这几句感慨之词，不仅正面说明了《青年杂志》当时休刊的原因，而且也有意与无意之中表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具有传播学意义的道理：对一种新文化的传播来说，尤其是“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的传媒，能够及时地受到“驳论”，才属于正常的和有成效的，也才有利于传播的深入和更广泛地推进；而如果“罕受驳论”，或者毫无任何反响，即使再有意义的传播，也不能算是有效。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7]《新青年》在创办之初，显然就遇到了这样的悲哀。这也许就是后来他们在《新青年》上演那场化名“王敬轩”的“双簧戏”的根本原因。当然，《新青年》创办之初的备受冷落，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他们对新思想的传播，尚未触到社会的痛处，尚未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而只是在个别观点或言论上“与时俗相左”，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那个麻木僵化的社会的很大反应。而到了1917年，胡适对白话文的倡导，尤其是“文学革命”大旗的高张，才开始动摇了传统文化最深层的根基，《新青年》的划时代意义和价值才得到了突现，其影响也迅速蔓延。至1919年初《新青年》销路日渐“兴旺”，由于其影响的不断扩散，上海群益书社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再版前几卷。而1919年初再版前几卷之后，迅速被抢购一空，《新青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8]由此可见，德福勒与鲍尔-罗克希所描述的“依赖模式”之中，“社会体系”“媒介体系”与“受众”这三个变量之间相互依赖的特定关系是极其密切而有机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受众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对社会体系和媒介体系本身产生影响”[9]。1919年，紧接着爆发的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某些论断。《新青年》逐步影响广大受众，取得重要的效果：在认识方面，促进了改变社会的积极态度的形成、信仰体系的扩充，以及新价值的阐明等；在情感方面，大大增加了信心；在行为方面，则引发了政治示威，促进了行动和问题的解决。[10]社会体系开始发生变化，而“五四”前后，新的刊物更像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出来，如《每周评论》《新潮》《觉悟》《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学灯》等。据统计，仅在1919年就产生了400多种白话报刊，媒介体系也就有了大面积的发展。
三、对《新青年》传播新思想的传播定位
无论如何，传播内容（信息）在整个传播活动中都是最中心的环节，传播效果如何也最终取决于传播内容。陈独秀及其《新青年》之所以在传播效果方面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除前文所分析的社会契机之外，其传播内容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一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和依据。当时，在同样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与历史背景之中，从事传播活动尤其是办报办刊的人员已经不少。当时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已形成了不小的气候和规模。但是，其他所有的报刊及其主办人为什么都没能够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和历史的强大推动者呢？答案也许只能在于传播内容（思想观念）的根本不同。
在稍早于《新青年》创办的两三年前，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内尊孔复古的思潮几成大势，各类传播媒介竞相呼应。1912年10月上海孔教会成立，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并为孔教会作序，同年10月颁布的以孔子之道为本的国民教育的规定等都是这一思潮的衍生物。康有为大肆宣扬尊孔，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11]这种尊孔复古的文化思潮的传播，由于一方面仰仗着当时文化名人（如康有为）的声望，另一方面又甚至是以政府法律和法令的面目出现，所以其来头是非常之大的。比起刚刚出山的陈独秀及刚刚创办的《新青年》来，显然有着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又有极其丰厚的财力物力。但是，尊孔复古思潮却最终并没有广泛持久地传播开来，而是很快便被陈独秀这样一些小人物击垮。其决定因素显然就在于他们所传播的内容是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作为先觉者的个人可以产生改变历史的思想，历史的创造必须有个人以其超前的思想去加以设计。而这种产生于个人的先进思想，又必须通过广泛的传播唤起更多人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去共同行动和努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传媒，不能进入有效的传播，先进思想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普通意愿或空想而自生自灭。而先进的思想武器与传播媒介的完美结合是《新青年》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秘密所在，先进的思想武器即指的是“民主”与“科学”，而最佳的传播媒介无疑就是报纸和杂志了，用大众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最符合社会需求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思想，自然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良好的传播效果。《新青年》一问世，陈独秀就在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呼唤青年要“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对于千年的生存方式和状态，陈独秀在文中提出六项标准和要求，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2]。“科学”和“民主”是蕴含于六项标准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思想。通過《新青年》的传播，“科学”和“民主”很快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与行动纲领。随着“科学”与“民主”意识全国性的普及，传统的封建文化终于被淘汰，历史也从此开始被刷新，取得如此传播效果应该归功于传播内容的历史先进性。 对于一种有计划的系统而完整的传播活动（或过程）来说，有了明确的目标，选择了最佳的媒介，并确立了科学与合理的内容，甚至也正处在最好的时机，还算不上是最完美的实施方案与工程蓝图。因为它还没有涉及最后一个也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那就是对受众的把握。陈独秀所取得的伟大成功，虽然并不能表明他在理论上已经对受传者有了多么科学的认识和分析，但他毕竟凭着一种优秀的传播家的敏感，寻找到了最能与他所传播的内容发生沟通和理解的对象阶层，从而做到了对受众范围的科学定位。
陈独秀所要传播的思想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己的、反动的、危险的东西，这些思想即使是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来说也是有隔膜与陌生的、与习俗完全相左的。而陈独秀一开始就抱定了“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也就是要向整个社会挑战。他正是要通过传播，把全中国人头脑中那几千年固有的观念彻底革除，而改换成他所主张的那些全新的东西。面对顽固的旧垒，如何给他的传播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就只有从受众当中选择最适合的群体。于是，他认定了青年。他所创办的杂志之所以叫作《青年杂志》，实际上已表明他将青年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最初传播的受众。对此，他实际上也是做出过非常清晰的分析的。在《敬告青年》中，他谈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3]这正是他把青年阶层作为新文化传播的“第一级”进而促进全社会觉醒和新生的理论依据。在次年出版的首期《青年杂志》（一卷5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一九一六年》，不仅在开篇又重申了上述进化论思想，而且又从精神本质上划分了青年与老年之界限，并对青年所应有的“思想动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14]陈独秀赖青年之彻底觉醒与奋起，并与旧文化之宣战和决裂，在此表露无遗。这实际上也正是他在新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唯一可行的策略。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的确证明，正是当年被陈独秀所召唤起来的那一大批先进青年，又进一步开展“第二级传播”，并且付诸了革命的行动，中国的历史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结语
陈独秀的新文化传播活动及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当然不仅限于创办和主编《新青年》，他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的教学改革活动，尤其是后来又创办《每周评论》，以及直接筹办工人刊物等，对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也都有非常值得研究的传播学价值，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做更加展开的论述。
总之，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到，传播有时可能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时也可能对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力。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当然主要靠不同时代的“社会体系”“媒介体系”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来决定，但也不能忽略某些人为的因素或某些违背规律的现象发生。有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调配不当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历史的进程。这就需要政治家、社会学家及传播学家们时时注意研究各种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变化运动，从而及时调整对策，以掌握科学合理的传播，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
注 释：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未刊稿）。据郑说，陈独秀此话是对汪孟邹说的，汪又告诉了郑。汪在《亚东简史》中则回忆道：“他（即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见《陈独秀年谱》65页注释②）
参考文献：
[1]李生滨.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D].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89.
[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9.
[3]任建樹.陈独秀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97.
[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卷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73.
[5]任建树.陈独秀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6.
[6]陈独秀.通信，答陈恨我[J].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38页.
[7]《鲁迅全集》编委会.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
[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4.
[9]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91.
[10]潘家庆.传播、媒介与社会[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7.
[11]政府公报[N].1913-11-27.
[12]陈独秀.敬告青年[M]//.胡明.陈独秀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0.
[13]陈独秀.敬告青年[M]//.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73.
[1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
（郝雨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正玉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文化传播
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传播者。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在文化传播的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建树，但他却是新文化传播最为独特而优秀的实践家。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陈独秀及其《新青年》，也许无法从陈独秀本人的著述及言论中归纳和摘取多少与传播学理论直接相关的见解与观点。但是，对陈独秀在新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实践，却不能不加以深入的理论研究，以从中求取对于传播学的理论建设与发展具有更多启示的实际经验和具体参照。而通观陈独秀的文化传播实践，主办《新青年》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通过《新青年》的青年式传播，通过向旧文化的宣战，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显赫一时的传播家。
一、在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最高契合点上
传播学家们早就指出，一个社会想要维持稳定并实现持续的进步和革新，必须依靠它的传播体系来实现。首先，传播体系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把社会共同的价值及目标传达给大家，使得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众志成城，紧密合作。其次，一个社会想要寻求改革也必须依靠其传播体系的协助来实现。传播体系使得身处其中的所有社会成员知道：为了长期共享进步繁荣的社会，就必须不断地追求进步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是传播活动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方面。而《新青年》的传播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也正是集中在对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变迁”这两大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上面，它向旧的文化宣战并提倡“新文化”，取得了巨大的、空前的成就。那么一份由普通的知识青年以个人的力量创办的小小杂志，何以竟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历史能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被历来的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或者说是至今尚未给出一个十分科学和准确的答案的。而这样的答案，笔者认为，也许只有依据传播学的理论去寻求。
在传播学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作“依赖模式”，由德福勒和鲍尔-罗克希于1976年提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受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而其中的社会体系会根据它的结构的稳定程度而变化。在《新青年》之前，以“唤醒”和“启蒙”为目标的传播工作已曾经有许多人做过，如改良派的梁启超及谭嗣同、严复等人。但是，他们终未真正完成其历史使命，终未把历史真正加以改变。而比较之下，《新青年》能够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也是《新青年》时期社会结构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而这种不稳定状态诱导了社会体系的变革。
《新青年》时期，是中国社会内在结构最不稳定的时期。1840年以后，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制度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西方文化的剧烈入侵使得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其次，封建制度的根基受到随后改良运动的威胁；再次，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终于在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般的力量下土崩瓦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激荡，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文化的结构已处于极不稳定状态。[1]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和政治斗争相比较而言，启蒙和文化始终无法成为先进知识群的关注焦点，甚至是无暇顾及。[2]以至于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一些封建思想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不再具备权威性，但是从社会全局来看，谈不上有多大的進步，政局、思想及意识形态都陷入了空前混乱，社会出现了极其矛盾的两面。一面是皇权的崩塌随即带来诸多旧的制度、思想、习俗、信仰的动摇甚至是毁灭；另一面，顽固守旧势力不甘心王朝就此毁灭，又开始用“孔孟之道”那一套企图封建复辟。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不仅是知识分子陷入迷茫而不知何去何从，甚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渺茫不清。但是正是在如此混乱和压抑的时代里，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异军突起，以民主和科学为其鲜明的思想旗帜开始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大面积传播。所以，《新青年》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样的社会契机是极为重要的。
二、为国民之觉悟而传播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初，就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即希望通过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而改变国家的整体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国家观，他认为有没有将为国人谋求安宁与幸福作为宗旨和目标乃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近世国家的标准。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根本没有建设这种近世国家的自觉心。在革命屡遭挫败以后，陈独秀开始探索新的道路，他慢慢地意识到政治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相应的文化思想上的彻底革命。鉴于此，陈独秀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①他认为，在政治革命之前要先进行思想革命，即“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3]。
1916年春，陈独秀在刚刚创办的《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一九一六年》和《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陈独秀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4]。这实际上是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文化传播追求和主张。要真正改变中国的状况，必须通过“多数国民之运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传播去唤醒国民“最后之觉悟”。
一个直接面对大众社会的现代传播者，对于他所从事的某项传播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和清醒，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大大避免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许多盲目性，而且可以使传播者（运用各种媒介）从一开始就能从理论上认清这一活动是于社会有益的还是无益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以及是否符合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与要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陈独秀在当时的理性认识和选择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样的认识和选择也是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的过程才逐步达到的。 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意识和观念的文化人，陈独秀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早有一定的认识。1904年以前，他就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当然，他此时的办报动机还只是因为“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5]。这种笼统的救国救民主张，显然尚未升华到思想革命这样的高度和境界，他还没有真正找到最有效的救国救民的途径。1904年3月，他创办了一份《安徽俗话报》，而办这份报纸也只是为了传播事件新闻和普及常识。这样的“办报主义”在当时的文化面向平民、走向最底层的人民大众这一方向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其与后来他所主张的“思想革命”方面的意义还毫不沾边，相距甚远。
十年之后，经历了种种社会的动荡，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终于懂得了国民的觉悟与智能（即“自觉心”）对于国家兴亡的根本意义。因而，他开始把传播（办杂志）的目标定位在“思想革命”这样的方向上。这显然在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但是，《新青年》的创办，虽然有了正确的方向，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广大受众所普遍接受的。正如傅彬然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当时对于像他那样的青年，《新青年》的文章也经历了从吸引到感情上不能接受到最后完全接受这样的转变过程。而其中的感情上不能接受，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对儒家学说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也说明了传播对人们态度的改变。而在《新青年》还不能得到最广大受众接受的时候，两度面临休刊的困境，其中一次是1916年，刚刚出满1卷6期后，因销售甚少，不得不暂时休刊。陈独秀感慨说，“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6]这几句感慨之词，不仅正面说明了《青年杂志》当时休刊的原因，而且也有意与无意之中表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具有传播学意义的道理：对一种新文化的传播来说，尤其是“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的传媒，能够及时地受到“驳论”，才属于正常的和有成效的，也才有利于传播的深入和更广泛地推进；而如果“罕受驳论”，或者毫无任何反响，即使再有意义的传播，也不能算是有效。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7]《新青年》在创办之初，显然就遇到了这样的悲哀。这也许就是后来他们在《新青年》上演那场化名“王敬轩”的“双簧戏”的根本原因。当然，《新青年》创办之初的备受冷落，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他们对新思想的传播，尚未触到社会的痛处，尚未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而只是在个别观点或言论上“与时俗相左”，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那个麻木僵化的社会的很大反应。而到了1917年，胡适对白话文的倡导，尤其是“文学革命”大旗的高张，才开始动摇了传统文化最深层的根基，《新青年》的划时代意义和价值才得到了突现，其影响也迅速蔓延。至1919年初《新青年》销路日渐“兴旺”，由于其影响的不断扩散，上海群益书社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再版前几卷。而1919年初再版前几卷之后，迅速被抢购一空，《新青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8]由此可见，德福勒与鲍尔-罗克希所描述的“依赖模式”之中，“社会体系”“媒介体系”与“受众”这三个变量之间相互依赖的特定关系是极其密切而有机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受众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对社会体系和媒介体系本身产生影响”[9]。1919年，紧接着爆发的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某些论断。《新青年》逐步影响广大受众，取得重要的效果：在认识方面，促进了改变社会的积极态度的形成、信仰体系的扩充，以及新价值的阐明等；在情感方面，大大增加了信心；在行为方面，则引发了政治示威，促进了行动和问题的解决。[10]社会体系开始发生变化，而“五四”前后，新的刊物更像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出来，如《每周评论》《新潮》《觉悟》《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学灯》等。据统计，仅在1919年就产生了400多种白话报刊，媒介体系也就有了大面积的发展。
三、对《新青年》传播新思想的传播定位
无论如何，传播内容（信息）在整个传播活动中都是最中心的环节，传播效果如何也最终取决于传播内容。陈独秀及其《新青年》之所以在传播效果方面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除前文所分析的社会契机之外，其传播内容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一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和依据。当时，在同样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与历史背景之中，从事传播活动尤其是办报办刊的人员已经不少。当时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已形成了不小的气候和规模。但是，其他所有的报刊及其主办人为什么都没能够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和历史的强大推动者呢？答案也许只能在于传播内容（思想观念）的根本不同。
在稍早于《新青年》创办的两三年前，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内尊孔复古的思潮几成大势，各类传播媒介竞相呼应。1912年10月上海孔教会成立，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并为孔教会作序，同年10月颁布的以孔子之道为本的国民教育的规定等都是这一思潮的衍生物。康有为大肆宣扬尊孔，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11]这种尊孔复古的文化思潮的传播，由于一方面仰仗着当时文化名人（如康有为）的声望，另一方面又甚至是以政府法律和法令的面目出现，所以其来头是非常之大的。比起刚刚出山的陈独秀及刚刚创办的《新青年》来，显然有着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又有极其丰厚的财力物力。但是，尊孔复古思潮却最终并没有广泛持久地传播开来，而是很快便被陈独秀这样一些小人物击垮。其决定因素显然就在于他们所传播的内容是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作为先觉者的个人可以产生改变历史的思想，历史的创造必须有个人以其超前的思想去加以设计。而这种产生于个人的先进思想，又必须通过广泛的传播唤起更多人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去共同行动和努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传媒，不能进入有效的传播，先进思想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普通意愿或空想而自生自灭。而先进的思想武器与传播媒介的完美结合是《新青年》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秘密所在，先进的思想武器即指的是“民主”与“科学”，而最佳的传播媒介无疑就是报纸和杂志了，用大众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最符合社会需求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思想，自然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良好的传播效果。《新青年》一问世，陈独秀就在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呼唤青年要“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对于千年的生存方式和状态，陈独秀在文中提出六项标准和要求，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2]。“科学”和“民主”是蕴含于六项标准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思想。通過《新青年》的传播，“科学”和“民主”很快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与行动纲领。随着“科学”与“民主”意识全国性的普及，传统的封建文化终于被淘汰，历史也从此开始被刷新，取得如此传播效果应该归功于传播内容的历史先进性。 对于一种有计划的系统而完整的传播活动（或过程）来说，有了明确的目标，选择了最佳的媒介，并确立了科学与合理的内容，甚至也正处在最好的时机，还算不上是最完美的实施方案与工程蓝图。因为它还没有涉及最后一个也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那就是对受众的把握。陈独秀所取得的伟大成功，虽然并不能表明他在理论上已经对受传者有了多么科学的认识和分析，但他毕竟凭着一种优秀的传播家的敏感，寻找到了最能与他所传播的内容发生沟通和理解的对象阶层，从而做到了对受众范围的科学定位。
陈独秀所要传播的思想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己的、反动的、危险的东西，这些思想即使是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来说也是有隔膜与陌生的、与习俗完全相左的。而陈独秀一开始就抱定了“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也就是要向整个社会挑战。他正是要通过传播，把全中国人头脑中那几千年固有的观念彻底革除，而改换成他所主张的那些全新的东西。面对顽固的旧垒，如何给他的传播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就只有从受众当中选择最适合的群体。于是，他认定了青年。他所创办的杂志之所以叫作《青年杂志》，实际上已表明他将青年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最初传播的受众。对此，他实际上也是做出过非常清晰的分析的。在《敬告青年》中，他谈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3]这正是他把青年阶层作为新文化传播的“第一级”进而促进全社会觉醒和新生的理论依据。在次年出版的首期《青年杂志》（一卷5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一九一六年》，不仅在开篇又重申了上述进化论思想，而且又从精神本质上划分了青年与老年之界限，并对青年所应有的“思想动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14]陈独秀赖青年之彻底觉醒与奋起，并与旧文化之宣战和决裂，在此表露无遗。这实际上也正是他在新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唯一可行的策略。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的确证明，正是当年被陈独秀所召唤起来的那一大批先进青年，又进一步开展“第二级传播”，并且付诸了革命的行动，中国的历史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结语
陈独秀的新文化传播活动及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当然不仅限于创办和主编《新青年》，他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的教学改革活动，尤其是后来又创办《每周评论》，以及直接筹办工人刊物等，对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也都有非常值得研究的传播学价值，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做更加展开的论述。
总之，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到，传播有时可能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时也可能对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力。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当然主要靠不同时代的“社会体系”“媒介体系”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来决定，但也不能忽略某些人为的因素或某些违背规律的现象发生。有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调配不当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历史的进程。这就需要政治家、社会学家及传播学家们时时注意研究各种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变化运动，从而及时调整对策，以掌握科学合理的传播，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
注 释：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未刊稿）。据郑说，陈独秀此话是对汪孟邹说的，汪又告诉了郑。汪在《亚东简史》中则回忆道：“他（即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见《陈独秀年谱》65页注释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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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卷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73.
[5]任建树.陈独秀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6.
[6]陈独秀.通信，答陈恨我[J].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38页.
[7]《鲁迅全集》编委会.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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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潘家庆.传播、媒介与社会[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7.
[11]政府公报[N].1913-11-27.
[12]陈独秀.敬告青年[M]//.胡明.陈独秀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0.
[13]陈独秀.敬告青年[M]//.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73.
[1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
（郝雨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正玉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