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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出生，台湾台北人。2006 年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创作系，获硕士学位。现就读于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博士班。
《艺术沙龙》：您觉得“新水墨”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如何看待“新水墨”的发展？
黄柏皓：回首过去近二十年水墨艺术创作者学习、融合西方理论或转换、重新建构的实验过程，许多有难度的问题仍需要时间去解决。但无论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个案所调整的探讨方向、所建构的思路是对或是错，都是一种关系，艺术实践和艺术阐释系统仍然并排前行。因此，正视艺术领域中不同族群对同一或不同理念的坚持，以及艺术创作者对此状态的感知与反思是重要的。
在时代的洪流中，艺术创作者不能果断地声称自己能够完全不受制于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因为艺术实践的作品正好在当代被生产制作出来，就任意被穿凿附会。这种独立的精神不刻意地站在东方的位置抵制西方中心的理论观念，也不被并吞掉而消失自我，无所谓中心、边缘之分。这种独立的精神及对民族性或传统性的认同，虽然有过度主观的潜在危机，可能成为另一个局限性文化思潮的弊端，但对于后殖民状态下非西方艺术创作者有着身份认同的正面价值与时代意义。更无论后来的批评家对这些包容性更强、更笼统、更模糊的实验作品如何质疑，这些艺术实践仍有它历史上的有效性。
从反思的角度，艺术创作者抽离各种西方哲学语境框架，希望借此来重新审视创作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激发艺术创作者的一种独立精神。独立不是一个指导性的想法或一种方法，因为每个人对独立的理解与实践有深浅问题，它是一种精神诉求，是一种警示。当艺术创作者在享受艺术机制或艺术理论所提供的某种便利和安全感的时候，独立精神警示艺术创作者在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无需依存任何法则而存在的。它也不是为了进入一种系统，获得某种承认和奖赏而存在的。不管艺术机制存不存在，艺术家的工作和思考仍可能是独立的。即使只是在艺术家的思维活动中，生活或劳动的轨迹中，它就像某种无法被克制的情感和冲动，是无法被泯灭的。
看上去艺术视野显得很宽广，然而站在艺术创作者的立场，艺术仍是从自身的有限性开始，是从艺术创作者的经验、兴趣和接触点出发，并不绝对从一个全球化的角度开始策划和运作。现代人生处于全球化的环境，因而所到之处，生活及工作方式都是拓展视野的重要基础。从一个宽广的概念来说，艺术可以存在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概念中，但如果落实到每一个个体来说，这种概念是非常有限甚至狭小的，因为它只是个体经验中的某个部分。
艺术实践不需附和流变的社会价值，当艺术作品褪去金钱价值，剪去商标，回归于本来的面貌，追求永恒的美感后，才能经由精神性的提升，避免艺术作品被消解的命运。经由存在于个体的独立精神，艺术创作者在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权力架构或消费系统之中，仍可以继续他的创作和思考艺术自身方面的问题。因为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最关键还是创作本身，其实是一种态度，是精神疗愈的生命实践。不管艺术的系统存在与否，艺术它总是在那里，艺术创作者的敏感性，以及创作的欲望总是在那里。
艺术作为精神疗愈的生命实践，作用在于提供给社会中有反思能力、不愿意被物化的个体一种精神疗愈的通道和方法。消弱了外部力量或物化的力量，使这些个体有能力透过艺术，保留或关注自身生命的独特性。
《艺术沙龙》：您更在意市场认可还是学术认可？
黄柏皓：若用现代消费社会的角度去讨论艺术，艺术品在消费社会中被视为一种金融工具，如同货币般可以迅速被转换的流通物，吸引了巨大的货币流通和货币中介方式，使现代艺术品迅速成为了一种大众期待的商品。当艺术拥有了商品属性，经过购买人几经周折的流通，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后，原来记载着艺术创作者的意识和理念的作品被炒作成为一种艺术符号，一种负载着许多商业流通资讯的艺术载体，拥有和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和阐释，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商业价值。艺术作品被当作记录一个时代的金钱泡沫背后绚烂夺目的一种象征，原来艺术品在艺术本身美学上的意义相对地不被关注，愈来愈被消解。
这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形成的经验、固有的价值判断和工作方式，是否越来越遮蔽和忽略了艺术创作和实践当中的有机性和偶然性。现今所能辨识的艺术几乎都是透过某种机制结构的选择所决定，也是诸多艺术机制群决定了古今所有艺术的样貌，于是主流艺术成了一连串机制运作的结果，提示了机制在创造艺术过程中领头的一种倾向。庞大的多层次机制运作决定了什么艺术会被看到，同时也折射出当代艺术中另一些可以反思的问题：艺术是否必须依赖着某种体制的运作才能显现其艺术效果？艺术创作者如何被看待与认同？
但是金钱在使大众追求一种理性化与标准化的外在生活目的的同时，也使部分社会中的个体自身萌发一种反向的冲动，即更加关注自身生命的独特性，是金钱所生的内在反向自由。
人类本身对自我生命状态有一种自觉的调节能力，这种调节可经由内在的、无目的的艺术实践通道，满足在金钱社会中被消解的精神性，经由这样反向需求的实践过程，可发现艺术于精神性的调节价值，过程其实是在重述、观察我们自身的经验，而不完全是全球的经验，也不完全是从一个东方或西方的概念出发的经验，是此时此地的经验。这种调节最终指向的就是人对自然和谐精神的一种疗愈的、自觉的召唤与回归。而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拉回到艺术实践本身，来重新思考和观看其过程中的生命体验。
《艺术沙龙》：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创作，您有何打算？
黄柏皓：我对未来的创作没什么打算，主要是不希望被未来的种种考量给束缚住，只想要实实在在地面对当下创作。
《艺术沙龙》：您觉得“新水墨”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如何看待“新水墨”的发展？
黄柏皓：回首过去近二十年水墨艺术创作者学习、融合西方理论或转换、重新建构的实验过程，许多有难度的问题仍需要时间去解决。但无论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个案所调整的探讨方向、所建构的思路是对或是错，都是一种关系，艺术实践和艺术阐释系统仍然并排前行。因此，正视艺术领域中不同族群对同一或不同理念的坚持，以及艺术创作者对此状态的感知与反思是重要的。
在时代的洪流中，艺术创作者不能果断地声称自己能够完全不受制于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因为艺术实践的作品正好在当代被生产制作出来，就任意被穿凿附会。这种独立的精神不刻意地站在东方的位置抵制西方中心的理论观念，也不被并吞掉而消失自我，无所谓中心、边缘之分。这种独立的精神及对民族性或传统性的认同，虽然有过度主观的潜在危机，可能成为另一个局限性文化思潮的弊端，但对于后殖民状态下非西方艺术创作者有着身份认同的正面价值与时代意义。更无论后来的批评家对这些包容性更强、更笼统、更模糊的实验作品如何质疑，这些艺术实践仍有它历史上的有效性。
从反思的角度，艺术创作者抽离各种西方哲学语境框架，希望借此来重新审视创作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激发艺术创作者的一种独立精神。独立不是一个指导性的想法或一种方法，因为每个人对独立的理解与实践有深浅问题，它是一种精神诉求，是一种警示。当艺术创作者在享受艺术机制或艺术理论所提供的某种便利和安全感的时候，独立精神警示艺术创作者在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无需依存任何法则而存在的。它也不是为了进入一种系统，获得某种承认和奖赏而存在的。不管艺术机制存不存在，艺术家的工作和思考仍可能是独立的。即使只是在艺术家的思维活动中，生活或劳动的轨迹中，它就像某种无法被克制的情感和冲动，是无法被泯灭的。
看上去艺术视野显得很宽广，然而站在艺术创作者的立场，艺术仍是从自身的有限性开始，是从艺术创作者的经验、兴趣和接触点出发，并不绝对从一个全球化的角度开始策划和运作。现代人生处于全球化的环境，因而所到之处，生活及工作方式都是拓展视野的重要基础。从一个宽广的概念来说，艺术可以存在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概念中，但如果落实到每一个个体来说，这种概念是非常有限甚至狭小的，因为它只是个体经验中的某个部分。
艺术实践不需附和流变的社会价值，当艺术作品褪去金钱价值，剪去商标，回归于本来的面貌，追求永恒的美感后，才能经由精神性的提升，避免艺术作品被消解的命运。经由存在于个体的独立精神，艺术创作者在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权力架构或消费系统之中，仍可以继续他的创作和思考艺术自身方面的问题。因为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最关键还是创作本身，其实是一种态度，是精神疗愈的生命实践。不管艺术的系统存在与否，艺术它总是在那里，艺术创作者的敏感性，以及创作的欲望总是在那里。
艺术作为精神疗愈的生命实践，作用在于提供给社会中有反思能力、不愿意被物化的个体一种精神疗愈的通道和方法。消弱了外部力量或物化的力量，使这些个体有能力透过艺术，保留或关注自身生命的独特性。
《艺术沙龙》：您更在意市场认可还是学术认可？
黄柏皓：若用现代消费社会的角度去讨论艺术，艺术品在消费社会中被视为一种金融工具，如同货币般可以迅速被转换的流通物，吸引了巨大的货币流通和货币中介方式，使现代艺术品迅速成为了一种大众期待的商品。当艺术拥有了商品属性，经过购买人几经周折的流通，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后，原来记载着艺术创作者的意识和理念的作品被炒作成为一种艺术符号，一种负载着许多商业流通资讯的艺术载体，拥有和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和阐释，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商业价值。艺术作品被当作记录一个时代的金钱泡沫背后绚烂夺目的一种象征，原来艺术品在艺术本身美学上的意义相对地不被关注，愈来愈被消解。
这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形成的经验、固有的价值判断和工作方式，是否越来越遮蔽和忽略了艺术创作和实践当中的有机性和偶然性。现今所能辨识的艺术几乎都是透过某种机制结构的选择所决定，也是诸多艺术机制群决定了古今所有艺术的样貌，于是主流艺术成了一连串机制运作的结果，提示了机制在创造艺术过程中领头的一种倾向。庞大的多层次机制运作决定了什么艺术会被看到，同时也折射出当代艺术中另一些可以反思的问题：艺术是否必须依赖着某种体制的运作才能显现其艺术效果？艺术创作者如何被看待与认同？
但是金钱在使大众追求一种理性化与标准化的外在生活目的的同时，也使部分社会中的个体自身萌发一种反向的冲动，即更加关注自身生命的独特性，是金钱所生的内在反向自由。
人类本身对自我生命状态有一种自觉的调节能力，这种调节可经由内在的、无目的的艺术实践通道，满足在金钱社会中被消解的精神性，经由这样反向需求的实践过程，可发现艺术于精神性的调节价值，过程其实是在重述、观察我们自身的经验，而不完全是全球的经验，也不完全是从一个东方或西方的概念出发的经验，是此时此地的经验。这种调节最终指向的就是人对自然和谐精神的一种疗愈的、自觉的召唤与回归。而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拉回到艺术实践本身，来重新思考和观看其过程中的生命体验。
《艺术沙龙》：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创作，您有何打算？
黄柏皓：我对未来的创作没什么打算，主要是不希望被未来的种种考量给束缚住，只想要实实在在地面对当下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