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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经形成。人才之所以出走,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我们必须看到,当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会往外走。
精英移民与一个国家的成长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
“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我们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一一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来在移民公司的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当被问到是否后悔时,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
“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拨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笔者从一项权威统计数据中看到,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拨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
“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国外,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一一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一一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精英移民与一个国家的成长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
“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我们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一一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来在移民公司的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当被问到是否后悔时,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
“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拨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笔者从一项权威统计数据中看到,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拨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
“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国外,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一一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一一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