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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句丽是东北的古老民族之一，自西汉时期就已经建立政权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随着高句丽墓葬的发现，近年来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本文以中国境内高句丽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切入点，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关键词】：高句丽;墓葬;发现与研究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为躲避祸患，率众从夫余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省桓仁县），在那里建立了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政权共存续705年，可以说高句丽是东北的古老民族之一，其主要活跃的时间在汉之唐之间，最活跃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境内，高句丽的主要墓葬集中分布在吉林省和辽宁省。
随着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以及配合基建、偶然发现等，在中国东北地区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逐渐成为热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对于高句丽墓葬的墓葬结构、墓葬特点与分类以及发展演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从总体上来讲，对高句丽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主要以文献记载为主，在《后汉书 高句丽传》《三国志 东夷传》《北史 高句丽传》《魏略》这些主要介绍了高句丽的丧葬文化以及墓葬所用的材料，至清朝末年，吉林集安的“好太王”碑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高句丽墓葬的调研与发掘逐渐的显露，这时期开始有些国外的学者，进入中国以及朝鲜，调查高句丽的遗迹，日本的鸟居龙藏是第一个进入堪查的学者，之后1907年，法国人沙畹来到朝鲜和东北调查，其后日本人关野贞作了记录工作。这时期对于高句丽墓葬只是处于发现、认识和了解，研究工作尚未开始。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这时期是中国的动乱时期，国家动乱导致中国的田野考古事业处于停滞阶段。在高句丽考古方面，本国自己的力量仍然处于弱势，在这时期的高句丽考古方面，外国的学者居多，1932年，日本成立“东亚考古学会”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在这期间对高句丽的遗址进行发掘，如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九一八事变后，伪满之”满日文化协会“组成，并派调查团至通沟调查。可以说这时期主要以外国的侵略和掠夺为主要的调查和发掘，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不仅仅是个人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开始演变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体的发现与研究。
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西方考古学的传入，考古发掘、整理与研究逐渐的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可以说对于高句丽墓葬的发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辽宁省，本溪、抚顺等地都发现墓葬并开始有计划的发掘，在吉林省，1960年先后两次由通化地区和集安县组成文物普查队，对全县文物进行了普查， 1963年发掘麻线沟1号壁画墓。在《新中国的考古与发现》一书中提到在1956-1959年，共发现750多座墓葬，并先后清理四十四座。
在研究方面，一方面对发掘的墓葬开始编写正式的发掘简报和报告，如1960年出版了桓仁县考古调查报告，1964年辽宁省抚顺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1964年《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另一方面，在高句丽考古方面，开始涌现出一批专业人士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如杨泓对《高句丽壁画石墓》的研究，对高句丽壁画石墓的起源进行探讨，以及高句丽壁画的内容和发展发展阶段进行研究，最后对高句丽石室墓做了分期研究。在这时期的研究，不仅注重墓葬的发掘，同时对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位置和种类的情况更加的重视，由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这时期的对于墓葬的编写都是以简报或清理记的形式出现，没有出现大型的发掘报告。
如果说，50年代-70年代是高句丽考古的起步阶段，那么80年代以后则迎来了高句丽墓葬考古的高潮时期。
1976-1980年，有学者统计这几年就发掘墓葬200多座，1990年对太王陵墓进行清理，1994年，就集安发现古墓71处， 1997年桓仁的将军墓发掘，1998年对桓仁县的高句丽积石墓发掘并出版发掘报告。这时期在研究上，不仅涌现出大量的学者，1980年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1987年魏存成《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进》，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墓葬进行分类，对墓葬的年代以及演变进行研究。同时也注意到了高句丽墓葬与内地临近地区的联系。在这时期，随着朝鲜的高句丽考古资料涌入韩国，韩国学者也开始直接踏察在中国东北的高句丽遗址，从1995年开始，随着高句丽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中、韩、朝、日、俄各国的学者，采取多国合作的方式对高句丽和渤海考古和历史进行研究。这时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墓葬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高句丽墓葬内容性的研究的文章少，研究的不全面。
进入20世纪，在田野考古上，大量的书籍出版，特别是2004年出版《高句丽王陵-1999-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在报告集中收录1962-2003年吉林省高句丽墓葬调查、发掘工作。耿铁华先生的《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一书是目前国内外研究高句丽古墓壁画比较权威的著作。《高句丽王陵通》和《高句丽王陵统鉴》，重點关注了集安高句丽王陵，在报告主要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角度分析高句丽王陵的墓葬结构形制、葬俗等问题。这些不仅是对以前考古工作的总结与回顾，更是在高句丽考古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对于学者研究高句丽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资料，同时在报告中引入了新的科学技术，不是传统的考古，如《古王陵变形破坏机理及稳定性研究》从力学角度进行研究，王纯信对高句丽的墓葬从艺术角度进行研究。
在研究高句丽壁画时，大部分学者，如吴广孝《集安高句丽壁画》注意到了高句丽壁画题材广泛，包括乐舞百戏、山林逐猎、出行等内容，但是很少有人联系到高句丽壁画与中原壁画以及敦煌壁画之间的关系，通过器物来研究文化交流的途径以及路线上仍然存在空白。对于高句丽壁画中发现不少的四神图像所反映的民俗和信仰未做研究以及未从宏观上对于高句丽四神图像与中原的四神图像是否有联系进行研究，只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些都这值得的探究。
参考文献：
[1]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
[2]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2）
[3]魏存成《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考古学报》1987（2）
[4]魏存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句丽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2）
[5]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6]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关键词】：高句丽;墓葬;发现与研究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为躲避祸患，率众从夫余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省桓仁县），在那里建立了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政权共存续705年，可以说高句丽是东北的古老民族之一，其主要活跃的时间在汉之唐之间，最活跃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境内，高句丽的主要墓葬集中分布在吉林省和辽宁省。
随着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以及配合基建、偶然发现等，在中国东北地区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逐渐成为热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对于高句丽墓葬的墓葬结构、墓葬特点与分类以及发展演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从总体上来讲，对高句丽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主要以文献记载为主，在《后汉书 高句丽传》《三国志 东夷传》《北史 高句丽传》《魏略》这些主要介绍了高句丽的丧葬文化以及墓葬所用的材料，至清朝末年，吉林集安的“好太王”碑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高句丽墓葬的调研与发掘逐渐的显露，这时期开始有些国外的学者，进入中国以及朝鲜，调查高句丽的遗迹，日本的鸟居龙藏是第一个进入堪查的学者，之后1907年，法国人沙畹来到朝鲜和东北调查，其后日本人关野贞作了记录工作。这时期对于高句丽墓葬只是处于发现、认识和了解，研究工作尚未开始。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这时期是中国的动乱时期，国家动乱导致中国的田野考古事业处于停滞阶段。在高句丽考古方面，本国自己的力量仍然处于弱势，在这时期的高句丽考古方面，外国的学者居多，1932年，日本成立“东亚考古学会”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在这期间对高句丽的遗址进行发掘，如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九一八事变后，伪满之”满日文化协会“组成，并派调查团至通沟调查。可以说这时期主要以外国的侵略和掠夺为主要的调查和发掘，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不仅仅是个人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开始演变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体的发现与研究。
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西方考古学的传入，考古发掘、整理与研究逐渐的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可以说对于高句丽墓葬的发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辽宁省，本溪、抚顺等地都发现墓葬并开始有计划的发掘，在吉林省，1960年先后两次由通化地区和集安县组成文物普查队，对全县文物进行了普查， 1963年发掘麻线沟1号壁画墓。在《新中国的考古与发现》一书中提到在1956-1959年，共发现750多座墓葬，并先后清理四十四座。
在研究方面，一方面对发掘的墓葬开始编写正式的发掘简报和报告，如1960年出版了桓仁县考古调查报告，1964年辽宁省抚顺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1964年《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另一方面，在高句丽考古方面，开始涌现出一批专业人士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如杨泓对《高句丽壁画石墓》的研究，对高句丽壁画石墓的起源进行探讨，以及高句丽壁画的内容和发展发展阶段进行研究，最后对高句丽石室墓做了分期研究。在这时期的研究，不仅注重墓葬的发掘，同时对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位置和种类的情况更加的重视，由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这时期的对于墓葬的编写都是以简报或清理记的形式出现，没有出现大型的发掘报告。
如果说，50年代-70年代是高句丽考古的起步阶段，那么80年代以后则迎来了高句丽墓葬考古的高潮时期。
1976-1980年，有学者统计这几年就发掘墓葬200多座，1990年对太王陵墓进行清理，1994年，就集安发现古墓71处， 1997年桓仁的将军墓发掘，1998年对桓仁县的高句丽积石墓发掘并出版发掘报告。这时期在研究上，不仅涌现出大量的学者，1980年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1987年魏存成《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进》，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墓葬进行分类，对墓葬的年代以及演变进行研究。同时也注意到了高句丽墓葬与内地临近地区的联系。在这时期，随着朝鲜的高句丽考古资料涌入韩国，韩国学者也开始直接踏察在中国东北的高句丽遗址，从1995年开始，随着高句丽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中、韩、朝、日、俄各国的学者，采取多国合作的方式对高句丽和渤海考古和历史进行研究。这时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墓葬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高句丽墓葬内容性的研究的文章少，研究的不全面。
进入20世纪，在田野考古上，大量的书籍出版，特别是2004年出版《高句丽王陵-1999-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在报告集中收录1962-2003年吉林省高句丽墓葬调查、发掘工作。耿铁华先生的《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一书是目前国内外研究高句丽古墓壁画比较权威的著作。《高句丽王陵通》和《高句丽王陵统鉴》，重點关注了集安高句丽王陵，在报告主要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角度分析高句丽王陵的墓葬结构形制、葬俗等问题。这些不仅是对以前考古工作的总结与回顾，更是在高句丽考古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对于学者研究高句丽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资料，同时在报告中引入了新的科学技术，不是传统的考古，如《古王陵变形破坏机理及稳定性研究》从力学角度进行研究，王纯信对高句丽的墓葬从艺术角度进行研究。
在研究高句丽壁画时，大部分学者，如吴广孝《集安高句丽壁画》注意到了高句丽壁画题材广泛，包括乐舞百戏、山林逐猎、出行等内容，但是很少有人联系到高句丽壁画与中原壁画以及敦煌壁画之间的关系，通过器物来研究文化交流的途径以及路线上仍然存在空白。对于高句丽壁画中发现不少的四神图像所反映的民俗和信仰未做研究以及未从宏观上对于高句丽四神图像与中原的四神图像是否有联系进行研究，只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些都这值得的探究。
参考文献：
[1]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
[2]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2）
[3]魏存成《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考古学报》1987（2）
[4]魏存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句丽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2）
[5]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6]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