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输在起跑线，胜利大逃亡
我可以说是个在起跑线上输得很惨的孩子，但我幸运地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当其他家长从小学一年级就狠抓孩子功课，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而严厉批评孩子时，父亲却对我说“80分左右就行了”，母亲更是对我的成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9岁那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离异，我从上海转学到了成都，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转学后，我成绩不好，留了一级。在转学初期，因为听不懂“川音”，常被同学戏称为“上海老俵”，也有同学嘲笑我来自离异家庭，但这些对我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每天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去外面操场跑两圈，打打球什么的，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体育了。
到了中学，感觉学习压力一下子上来了。我经常排名倒数，尤其有一次考试，我的综合排名在全班倒数第三，数理化成绩基本就是倒数第一了。但即便如此，父母也没有以耽误学习为由反对我参加校田径队，因为他们觉得体育可以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尤其对男生来说，在运动场上学习拼搏的精神和树立必胜的信心至关重要。
我至今感谢家人对我的宽容。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始终注重我的身心健康，关注培养我正直的品格。
就在我在国内重点高中的苦日子快“熬”不下去的时候，机会降临了。16岁那年，一家留学机构到成都招考留学生，面对这一机遇全家人做出了一致支持的决定，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胜利大逃亡”。
1999年夏天，我怀着兴奋而不安的心情，乘坐波音客机离开北京达到美国，成为俄勒冈州中部的密歇尔高中毕业班的一名留学生。密歇尔是一个坐落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小镇。整个小镇就几排平房，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我读的学校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学生一共不到50人。当我低头注视脚踏的这片土地时，不禁问自己：这条路走对了吗？它会把我引向开阔正确的道路吗？我从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到一个乡村，当时心理落差确实挺大的。
我逐渐接受并喜欢上这所学校，是从发现它“特别”的课程开始。最不一样的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汽车维修。我当时连汽车都没摸过，也没开过，但我摸索着将那么大的机器打开，把它的零件拆出来，研究好，组装回去，这车又能转了——对那时的我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从零学起，到后来居然也能鼓捣这些零配件并组装到一起，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这对建立我的自信心很有帮助。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我不是笨蛋，连汽车这么复杂的玩意儿我都能研究明白，说明只要我肯学，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得到，我突然觉得原来学习也可以这么快乐。那种学到知识的满足和欣喜的感觉就是从那时候起慢慢培养起来的。
美国人喜欢体育，而我的信心也在密歇尔的球场上一次次得到鼓舞。我觉得，我的成长和我热爱的体育运动密不可分。跑步，跑不动了我爬也要爬过去，不管有多累我一定要跑完我预设的距离。打球，我即便是输，也要让你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下次和我较量的时候你得忌惮我。
寻找最佳匹配，迎接闪亮时刻
每个人都有他的最佳匹配。对我来说，当时的最佳匹配要符合这几个要求：首先它得收我，因为我成绩不是很好；第二，价格得低廉，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所以1999年，我只选择了“一所又小又便宜的大学”——东俄勒冈大学。
与多数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也选择了打工。不过我始终提醒自己：打工不是我的主要任务，学习才是正事。
万事开头难，第一份打工的经历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到食堂洗碗、刷盘子。我当时是在午餐和晚餐时间打工。一共8小时，两餐之间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和来自保加利亚的伊万做搭档，一天下来我俩每人要刷1万个器具！我俩俨然变成了卓别林电影中与机器融为一体的机器人，无数遍重复着同一动作。一天下来，两腿已经站得不会打弯了，晚上还要坚持学习。
刷盘子的工作，我埋头苦干了整整一学期。虽然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它让我知道：只有在小事情上尽心尽力，才有能力干大事。
随着能力、见识的提高，东俄勒冈大学已经无法帮我完成自己的规划，我想我要转学。大二时，我的成绩已经不错了，我决定转学去一所知名度更高的大学。
2001年6月，我申请转学去密歇根州立大学供应链专业深造。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供应链的核心是降低成本，包括采购、生产和物流三部分，是一个新兴的热门学科。而密大不仅学费比其他同类大学便宜，它的供应链专业在美国排名也非常靠前，这种优势有利于学生将来毕业后求职。
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
毕业之际，是美国“9·11”事件后经济最萧条的一年，许多美国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我却在毕业前夕，收到了3份正式工作聘书。其中一封来自于全球第一大计算机制造商美国戴尔公司，这无疑是对我在美国留学5年的肯定。
初入职场，我就差点捅娄子。我混淆了两家供货商的部件号码，发错了采购预算，幸亏采购部及时纠错，才避免了重大失误。我这才意识到，“最佳学生”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必须在这个岗位上扎扎实实地开始。
有人说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与有限，让我得到了同事们的帮助与支持。2005年5月，我加入公司物流部。2006年8月，我到戴尔全球采购部报到，成为戴尔最年轻的全球供应经理。
就在这时，我决定放下一切，当众宣布：我要进军哈佛了！有人笑我是把自己逼上梁山，不留退路。如果考不上，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为了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一定要上哈佛。我不怕失败，只怕自己拿不出100%的决心和毅力。25岁，GMAT考了三次，我终于成功考取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完成了从三流大学到名牌高校的跨越。
2008年年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
2009年，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获得了来自两个国家的5家机构的聘书。它们是花旗集团、三星株式会社、LG电子、苹果计算机和美国篮球联盟（NBA总部）。在当时恶劣的经济大环境下，能拿到5份聘书，若说不满意那肯定是骗人的。我接受了花旗银行“全球领袖培养计划”的邀请，尽管待遇不高，但是在工作中可以锻炼的能力和学到的东西是其他4家公司的数倍。我被派往巴西工作了近一年后，成功组建了南美银行界第一个专门服务中资企业的金融团队，并被评为优秀新员工。
2010年，我作出了人生中最艰难、最挣扎的一次选择——回国发展。在我上哈佛之前，全球500强企业——联想集团曾邀请我回国工作。哈佛毕业之后，联想集团再次希望我能回国做总裁杨元庆先生的助理。
新东方的俞敏洪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说到爬和挫折，我是有发言权的。我中学成绩那么差，我的很多同学去了清华北大之类的名牌大学，成了天之骄子了，可我却远走他乡默默无闻地在东俄勒冈大学苦苦挣扎。我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时候，是个转校生，可人家已经准备考研了，我又比人家差了一步……人生有多个起跑线，也许我现在落后于人，但并不见得会永远落后于人。输，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后劲。只要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终究会爬到山顶。
（摘编自清华大学出版社《“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一书）
我可以说是个在起跑线上输得很惨的孩子，但我幸运地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当其他家长从小学一年级就狠抓孩子功课，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而严厉批评孩子时，父亲却对我说“80分左右就行了”，母亲更是对我的成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9岁那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离异，我从上海转学到了成都，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转学后，我成绩不好，留了一级。在转学初期，因为听不懂“川音”，常被同学戏称为“上海老俵”，也有同学嘲笑我来自离异家庭，但这些对我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每天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去外面操场跑两圈，打打球什么的，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体育了。
到了中学，感觉学习压力一下子上来了。我经常排名倒数，尤其有一次考试，我的综合排名在全班倒数第三，数理化成绩基本就是倒数第一了。但即便如此，父母也没有以耽误学习为由反对我参加校田径队，因为他们觉得体育可以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尤其对男生来说，在运动场上学习拼搏的精神和树立必胜的信心至关重要。
我至今感谢家人对我的宽容。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始终注重我的身心健康，关注培养我正直的品格。
就在我在国内重点高中的苦日子快“熬”不下去的时候，机会降临了。16岁那年，一家留学机构到成都招考留学生，面对这一机遇全家人做出了一致支持的决定，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胜利大逃亡”。
1999年夏天，我怀着兴奋而不安的心情，乘坐波音客机离开北京达到美国，成为俄勒冈州中部的密歇尔高中毕业班的一名留学生。密歇尔是一个坐落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小镇。整个小镇就几排平房，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我读的学校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学生一共不到50人。当我低头注视脚踏的这片土地时，不禁问自己：这条路走对了吗？它会把我引向开阔正确的道路吗？我从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到一个乡村，当时心理落差确实挺大的。
我逐渐接受并喜欢上这所学校，是从发现它“特别”的课程开始。最不一样的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汽车维修。我当时连汽车都没摸过，也没开过，但我摸索着将那么大的机器打开，把它的零件拆出来，研究好，组装回去，这车又能转了——对那时的我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从零学起，到后来居然也能鼓捣这些零配件并组装到一起，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这对建立我的自信心很有帮助。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我不是笨蛋，连汽车这么复杂的玩意儿我都能研究明白，说明只要我肯学，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得到，我突然觉得原来学习也可以这么快乐。那种学到知识的满足和欣喜的感觉就是从那时候起慢慢培养起来的。
美国人喜欢体育，而我的信心也在密歇尔的球场上一次次得到鼓舞。我觉得，我的成长和我热爱的体育运动密不可分。跑步，跑不动了我爬也要爬过去，不管有多累我一定要跑完我预设的距离。打球，我即便是输，也要让你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下次和我较量的时候你得忌惮我。
寻找最佳匹配，迎接闪亮时刻
每个人都有他的最佳匹配。对我来说，当时的最佳匹配要符合这几个要求：首先它得收我，因为我成绩不是很好；第二，价格得低廉，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所以1999年，我只选择了“一所又小又便宜的大学”——东俄勒冈大学。
与多数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也选择了打工。不过我始终提醒自己：打工不是我的主要任务，学习才是正事。
万事开头难，第一份打工的经历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到食堂洗碗、刷盘子。我当时是在午餐和晚餐时间打工。一共8小时，两餐之间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和来自保加利亚的伊万做搭档，一天下来我俩每人要刷1万个器具！我俩俨然变成了卓别林电影中与机器融为一体的机器人，无数遍重复着同一动作。一天下来，两腿已经站得不会打弯了，晚上还要坚持学习。
刷盘子的工作，我埋头苦干了整整一学期。虽然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它让我知道：只有在小事情上尽心尽力，才有能力干大事。
随着能力、见识的提高，东俄勒冈大学已经无法帮我完成自己的规划，我想我要转学。大二时，我的成绩已经不错了，我决定转学去一所知名度更高的大学。
2001年6月，我申请转学去密歇根州立大学供应链专业深造。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供应链的核心是降低成本，包括采购、生产和物流三部分，是一个新兴的热门学科。而密大不仅学费比其他同类大学便宜，它的供应链专业在美国排名也非常靠前，这种优势有利于学生将来毕业后求职。
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
毕业之际，是美国“9·11”事件后经济最萧条的一年，许多美国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我却在毕业前夕，收到了3份正式工作聘书。其中一封来自于全球第一大计算机制造商美国戴尔公司，这无疑是对我在美国留学5年的肯定。
初入职场，我就差点捅娄子。我混淆了两家供货商的部件号码，发错了采购预算，幸亏采购部及时纠错，才避免了重大失误。我这才意识到，“最佳学生”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必须在这个岗位上扎扎实实地开始。
有人说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与有限，让我得到了同事们的帮助与支持。2005年5月，我加入公司物流部。2006年8月，我到戴尔全球采购部报到，成为戴尔最年轻的全球供应经理。
就在这时，我决定放下一切，当众宣布：我要进军哈佛了！有人笑我是把自己逼上梁山，不留退路。如果考不上，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为了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一定要上哈佛。我不怕失败，只怕自己拿不出100%的决心和毅力。25岁，GMAT考了三次，我终于成功考取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完成了从三流大学到名牌高校的跨越。
2008年年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
2009年，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获得了来自两个国家的5家机构的聘书。它们是花旗集团、三星株式会社、LG电子、苹果计算机和美国篮球联盟（NBA总部）。在当时恶劣的经济大环境下，能拿到5份聘书，若说不满意那肯定是骗人的。我接受了花旗银行“全球领袖培养计划”的邀请，尽管待遇不高，但是在工作中可以锻炼的能力和学到的东西是其他4家公司的数倍。我被派往巴西工作了近一年后，成功组建了南美银行界第一个专门服务中资企业的金融团队，并被评为优秀新员工。
2010年，我作出了人生中最艰难、最挣扎的一次选择——回国发展。在我上哈佛之前，全球500强企业——联想集团曾邀请我回国工作。哈佛毕业之后，联想集团再次希望我能回国做总裁杨元庆先生的助理。
新东方的俞敏洪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说到爬和挫折，我是有发言权的。我中学成绩那么差，我的很多同学去了清华北大之类的名牌大学，成了天之骄子了，可我却远走他乡默默无闻地在东俄勒冈大学苦苦挣扎。我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时候，是个转校生，可人家已经准备考研了，我又比人家差了一步……人生有多个起跑线，也许我现在落后于人，但并不见得会永远落后于人。输，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后劲。只要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终究会爬到山顶。
（摘编自清华大学出版社《“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