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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再一次提到了要“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顺应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在增强城镇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使现代农业得到更大发展，实现良性互动。”
这应是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开幕之后，有关“城镇化”的最新一次表态。正是因为中央高层的一再倡导，“城镇化”一词已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成为各级官员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本刊记者梳理李克强的从政经历发现，从学术研究到执政实践，有关“城镇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关注点之一。
“人的城镇化”
在此次两会召开之前，舆论已在热议“城镇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的“新型城镇化”，与以往的城镇化有何区别？
2013年新年过后不久，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时，首次明确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李克强说，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此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媒体报道热点。
事实上，这不是李克强第一次强调城镇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2012年11月，他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明确指出：“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
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保证粮食安全无疑关系重大。2012年9月7日，李克强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李克强除了强调城镇化要以保证粮食安全为基础、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之外，对推进城镇化需要破解的问题也多有具体阐述。
2012年4月，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刊文谈及城镇化需要破解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上述问题的妥善化解，决定着未来新型城镇化能否成功。
对于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李克强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这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
2012年7月，李克强在武汉听取湖北省负责人关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议的汇报时说，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
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强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
2010年6月24日，李克强在上海会见市委书记市长“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时表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9年12月，正值我国经济依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考验时，李克强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开拓新空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动力。
硕士论文首提“城市化”
据此前新华社发布的“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介绍，尽管李克强当时已身居要职，仍先后攻读北大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被老师厉以宁编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本刊记者翻阅这篇论文发现，李克强分析了我国建国后到70年代末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后认为，这20多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牺牲农业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扩大。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
文章进而分析，随着我国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呈现出以农村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现代工业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已经多次提到“城市化”的概念。他分析“城市化”的意义时认为，实现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
随后，李克强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对于“城市化”的分析更进一步：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 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 李克强注意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他写到：“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进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农业大省”的城镇化冲击
1998年6月，在团中央工作15年的李克强调任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一干就是7年。
河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传统的“农业大省”。资料显示，当年河南的城镇化率为20. 8%，仅高于西藏，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据新华社发布的李克强“人物特稿”记录，赴任河南后不久，李克强结合研究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果断地提出了加快城镇化是农业大省跨域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思想。
对于一贯以农业立省的河南来说，城镇化无疑尚属新鲜事物。媒体报道称，这在当时的河南政坛无异于一场强冲击波，首先就是思想认识的更新。为此，李克强亲自组织了一次次调研和座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的道理，讲述农业的基础要巩固、要提升，就必须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而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靠城镇化的发展才能实现。
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底，在河南省政府召开的小城镇建设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致信说，“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的进一步连接和统一，从而扩大内需，启动市场，推动经济增长”。
2000年底，李克强在亲自主持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为此，他还亲自选定了河南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同时，还就加快推动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行政区划调整等相关配套改革，全面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03年，李克强正式提出“中原崛起”的构想并付诸实践，一时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为河南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和发展前景。与此同时，“中原城市群”伴随着“中原崛起”构想而提出并开始发力。
一篇刊登于2003年23期“城市规划通讯”上的文章说，河南省长李克强提出要加快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开封为重要支撑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发挥中原城市群在实施“东引西进”战略措施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要在豫南豫北豫东豫西等区域有重点地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要选择若干有潜力、条件好的县城，扶持其加快发展，形成突破县域经济范围的、具有一定区域性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符合河南省情的城市体系和城镇化格局。
这期间，《河南省“十一五”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由此，“中原城市群”开始在全国叫响。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以中原城市群等为重点，形成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显然，这是中央对河南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肯定。
2003年11月，李克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介绍，河南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非农业劳动力占到60%以上，城市人口要翻一番，非农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要倒过来，使河南真正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李克强说，实现中原崛起的基本途径简称为“三化”，即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在谈及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时，李克强认为，从河南的实际情况看，只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三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李克强在河南推进城镇化战略时，认识到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这一任务自然落在省会郑州的身上。在李克强的推动下，2001年郑东新区建设正式启动。据有关媒体报道，当时李克强对郑东新区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选址，亲自推动规划工作，亲自布局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重大项目，亲自筹划建设融资。
2009年6月，在离开河南4年半后，李克强到河南考察时说，“郑东新区的建设，不仅对全省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也向世人展示了河南的新发展、新形象。洛阳新区、开封新区的发展也欣欣向荣。城市新区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河南这样一个近1亿人口的农业大省，通过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
如今，河南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大省”，2012年底城镇化率达到42. 4%，2000年以来，年均提高1. 57个百分点。
提高辽宁的县域城市化水平
2004年底，李克强调任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出任省委书记。
与河南不同，因为工业化的良好基础，辽宁省早就有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李文发表于2007年6月的一篇论文《辽宁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研究》记载，早在1990年，辽宁省城镇化率就达到50. 56%。
不过，辽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当时正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境地，大量国企破产，工人下岗。上述论文记载，在李克强赴任辽宁前的2003年底，辽宁的城镇化率仍为55%，13年间增长了不到5个百分点。
面对国企破产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很多百姓生活在棚户区的窘境，李克强到任不久即开始关注棚户区改造工作，他广为人知的“万事民为先”的执政理念，也在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突出体现。
在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李克强也强调城镇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稍有区别的是，与河南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同，辽宁城镇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
2006年3月，李克强在辽宁省法库县等地考察时，提出要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李克强提出的具体方针是：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使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要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依据比较优势确定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建设县域工业园区，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聚集效应和专业特色；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力培育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集聚，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
这年10月，中共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克强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中心镇，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不断壮大县城和小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和特色的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作用。
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推动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等工作上，也为辽宁的城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在2007年秋天，李克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成为全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顺应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在增强城镇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使现代农业得到更大发展，实现良性互动。”
这应是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开幕之后，有关“城镇化”的最新一次表态。正是因为中央高层的一再倡导，“城镇化”一词已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成为各级官员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本刊记者梳理李克强的从政经历发现，从学术研究到执政实践，有关“城镇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关注点之一。
“人的城镇化”
在此次两会召开之前，舆论已在热议“城镇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的“新型城镇化”，与以往的城镇化有何区别？
2013年新年过后不久，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时，首次明确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李克强说，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此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媒体报道热点。
事实上，这不是李克强第一次强调城镇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2012年11月，他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明确指出：“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
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保证粮食安全无疑关系重大。2012年9月7日，李克强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李克强除了强调城镇化要以保证粮食安全为基础、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之外，对推进城镇化需要破解的问题也多有具体阐述。
2012年4月，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刊文谈及城镇化需要破解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上述问题的妥善化解，决定着未来新型城镇化能否成功。
对于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李克强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这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
2012年7月，李克强在武汉听取湖北省负责人关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议的汇报时说，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
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强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
2010年6月24日，李克强在上海会见市委书记市长“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时表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9年12月，正值我国经济依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考验时，李克强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开拓新空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动力。
硕士论文首提“城市化”
据此前新华社发布的“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介绍，尽管李克强当时已身居要职，仍先后攻读北大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被老师厉以宁编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本刊记者翻阅这篇论文发现，李克强分析了我国建国后到70年代末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后认为，这20多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牺牲农业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扩大。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
文章进而分析，随着我国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呈现出以农村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现代工业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已经多次提到“城市化”的概念。他分析“城市化”的意义时认为，实现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
随后，李克强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对于“城市化”的分析更进一步：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 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 李克强注意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他写到：“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进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农业大省”的城镇化冲击
1998年6月，在团中央工作15年的李克强调任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一干就是7年。
河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传统的“农业大省”。资料显示，当年河南的城镇化率为20. 8%，仅高于西藏，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据新华社发布的李克强“人物特稿”记录，赴任河南后不久，李克强结合研究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果断地提出了加快城镇化是农业大省跨域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思想。
对于一贯以农业立省的河南来说，城镇化无疑尚属新鲜事物。媒体报道称，这在当时的河南政坛无异于一场强冲击波，首先就是思想认识的更新。为此，李克强亲自组织了一次次调研和座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的道理，讲述农业的基础要巩固、要提升，就必须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而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靠城镇化的发展才能实现。
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底，在河南省政府召开的小城镇建设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致信说，“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的进一步连接和统一，从而扩大内需，启动市场，推动经济增长”。
2000年底，李克强在亲自主持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为此，他还亲自选定了河南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同时，还就加快推动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行政区划调整等相关配套改革，全面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03年，李克强正式提出“中原崛起”的构想并付诸实践，一时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为河南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和发展前景。与此同时，“中原城市群”伴随着“中原崛起”构想而提出并开始发力。
一篇刊登于2003年23期“城市规划通讯”上的文章说，河南省长李克强提出要加快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开封为重要支撑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发挥中原城市群在实施“东引西进”战略措施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要在豫南豫北豫东豫西等区域有重点地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要选择若干有潜力、条件好的县城，扶持其加快发展，形成突破县域经济范围的、具有一定区域性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符合河南省情的城市体系和城镇化格局。
这期间，《河南省“十一五”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由此，“中原城市群”开始在全国叫响。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以中原城市群等为重点，形成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显然，这是中央对河南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肯定。
2003年11月，李克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介绍，河南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非农业劳动力占到60%以上，城市人口要翻一番，非农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要倒过来，使河南真正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李克强说，实现中原崛起的基本途径简称为“三化”，即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在谈及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时，李克强认为，从河南的实际情况看，只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三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李克强在河南推进城镇化战略时，认识到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这一任务自然落在省会郑州的身上。在李克强的推动下，2001年郑东新区建设正式启动。据有关媒体报道，当时李克强对郑东新区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选址，亲自推动规划工作，亲自布局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重大项目，亲自筹划建设融资。
2009年6月，在离开河南4年半后，李克强到河南考察时说，“郑东新区的建设，不仅对全省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也向世人展示了河南的新发展、新形象。洛阳新区、开封新区的发展也欣欣向荣。城市新区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河南这样一个近1亿人口的农业大省，通过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
如今，河南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大省”，2012年底城镇化率达到42. 4%，2000年以来，年均提高1. 57个百分点。
提高辽宁的县域城市化水平
2004年底，李克强调任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出任省委书记。
与河南不同，因为工业化的良好基础，辽宁省早就有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李文发表于2007年6月的一篇论文《辽宁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研究》记载，早在1990年，辽宁省城镇化率就达到50. 56%。
不过，辽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当时正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境地，大量国企破产，工人下岗。上述论文记载，在李克强赴任辽宁前的2003年底，辽宁的城镇化率仍为55%，13年间增长了不到5个百分点。
面对国企破产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很多百姓生活在棚户区的窘境，李克强到任不久即开始关注棚户区改造工作，他广为人知的“万事民为先”的执政理念，也在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突出体现。
在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李克强也强调城镇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稍有区别的是，与河南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同，辽宁城镇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
2006年3月，李克强在辽宁省法库县等地考察时，提出要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李克强提出的具体方针是：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使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要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依据比较优势确定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建设县域工业园区，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聚集效应和专业特色；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力培育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集聚，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
这年10月，中共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克强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中心镇，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不断壮大县城和小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和特色的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作用。
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推动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等工作上，也为辽宁的城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在2007年秋天，李克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成为全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