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白鹿原》的轰动问世,标志着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也预示着他重构寻根神话的精神危机。小说超越了启蒙、革命的书写模式,借助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在农村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陈忠实,以其对于民间故事、秦腔故事的熟稔化用,匠心独运地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这四个兄弟较量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和精神氛围中,陈忠实精神返乡却又无家可归:消失的“白鹿”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世情传统研究”(批准号18BZW1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鹿原》的轰动问世,标志着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也预示着他重构寻根神话的精神危机。小说超越了启蒙、革命的书写模式,借助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在农村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陈忠实,以其对于民间故事、秦腔故事的熟稔化用,匠心独运地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这四个兄弟较量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和精神氛围中,陈忠实精神返乡却又无家可归:消失的“白鹿”,既是心灵痛感的自然流露,也是此后创作乏力的深层原因。对此,研究者理应重视。
其他文献
一般认为,文学史中的时间就是按照文学史史实的时序排列下来的时间。其实不然。一切文学史都是经过文学史作者叙说而成的。这种“叙说”的特性决定了文学史的时间都是重新界定过的时间。这一新界定不仅表明文学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文学史文本中排列的事件在顺序等方面的不同,而且还强调了文学史文本叙事时间结构量级的差异。从文学史三重模仿互动的角度看,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一种通过有意味的“文学史情节”来叙说的过程,并且寄寓于文学史的叙事进程之中。这个叙事进程不仅包括文学史本身的叙说,而且还包括读者对这一叙说的理解和阐释。
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党对文艺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两个“讲话”在叙事模式上具有结构与修辞的家族相似,在精神上一以贯之,属于同一意义序列。两个“讲话”的阐释符码语义邻近、意义接续,但在修辞层面意素符码有异,从在文艺目标、意义旨趣等方面发生了价值转向。两个“讲话”在人民本位上的文化自立叙事立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有效防止了中国文艺沦为外来强势话语的附庸对象,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具有催化和
美学史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或者逻辑线索所做的材料排列。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决定意识”的判断使意识在摆脱纯思的幻觉的同时获得了感性的基础,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一起成为包括美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美学史的对象因而成为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历史。其次,历史研究是从现在出发的,现在是了解过去的参照系。但这个参照系不是既定的,它本身先要接受批判,否则对过去的理解就会流于片面。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史的起点是当代社会的自我批判,它意味着,对当代社会的人的感觉中所呈现的一切进行批判性的考察。第三,先于认识和行动的情绪产
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其哲学)的基本范式,不少人将其概括为三种,即以"西"(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他理论)解"马"(马克思主义),以"中"(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解"马",以"马"解"马".本文提出以下思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范式,可简称之为以"新"解"马".……
《文心雕龙》在20世纪美国汉学界的传播与研究,不宜简单理解为汉学研究的比堪发微,而应理解为比较研究的阐释学问题。美国的《文心雕龙》比较研究,以20世纪中叶以来渐成世界文学批评中心的美国整体文学语境为阐释空间,以阐释的记忆与技艺为研究方法,既回返中国文学批评历史语境凸显《文心雕龙》的“中国性”身份,又移置美国文学批评当代空间而拓展《文心雕龙》的“世界性”价值,从而成为20世纪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最有建树的成果。
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以“移民”和“家庭”为主要题材,主人公大多有着漂泊、离散的际遇,家庭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而与陌生人的情感联系则越来越强。可以说,她敏锐地捕捉和把握到了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经济现实,即高流动性经济所造成的人口的离散、漂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的结构性分裂。但她试图在不稳定的生活世界里重建日常生活,这体现在她两类题材的小说中:“保姆的故事”和“江湖的故事”。在这些小说中,王安忆试图给出自己的回应和解决方案——以日常操劳和情感劳动为中介,使陌生人“家人化”,从而与邂逅的陌生人结成“流动的共
以报纸为物质基础的发生于近代的报告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等基本的文体特征。“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的多态化、媒体生活的泛化以及由此形成新的非虚构审美文化,显著地推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转型。原有的新闻性有所弱化,代之以非虚构的故事性,非虚构叙事成为文本文学性建构的基本方式。写作主体性退隐,全知式作者的“报告”渐变为有限视角的“对话”,作品的政论性淡去。书写对象向现实和历史漫溢,题材的窄化已被打开,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消解着既成的模式化,报告文学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达成新的价值定位。
21世纪之初,两个现象级文艺作品——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与徐冰装置艺术《凤凰》,二者诗艺互文的实质,可概括为共同以“词与物的互文”的理论与实践来诠释“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的表达立场和策略。即在诗艺互文中重释古老的“名物”“格物”文化,汲取其中关于自然、经验的启示,面对当下的文明现状与时代症候,拓建一种兼具科学性和隐喻性的现实主义精神。二者在为“凤凰”赋形、释名的过程中,在新的文明前景下用更贴合本土经验的文艺形式激发出宏观的思维远景,表达出对集体力量、文明开拓之现实的沉实把握,并蕴涵着“格物致实”的内在诗
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视野中,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早期“改革文学”,殊为必要。迄今为止,主流文学史多把早期“改革文学”与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称“新时期文学”。但仔细辨析,“改革文学”所建构的“现代”意识,在基本立场、历史判断、现实情感经验等向度上都与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在这些对“现代”的不同表述中,早期“改革文学”既分享着同时代的主流意识,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调整中重构现代;也携带着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经验与记忆,对如何在现代世界结构中重新定位中国、
新文化人通过强调生育行为的偶然性和自然性,否定了父于子有恩,同时也将生育的意义从世系延续改写为个体生命事件。与此同时,自然亲情被新文化人建构为亲子关系的本体性价值,情感原则成为了代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爱”取代“恩”成为亲子伦理的本体价值和总体原则,反映的是中国家庭伦理由“秩序型”伦理向“情感型”伦理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