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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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其哲学)的基本范式,不少人将其概括为三种,即以"西"(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他理论)解"马"(马克思主义),以"中"(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解"马",以"马"解"马".本文提出以下思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范式,可简称之为以"新"解"马".……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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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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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其哲学)的基本范式,不少人将其概括为三种,即以"西"(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他理论)解"马"(马克思主义),以"中"(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解"马",以"马"解"马".本文提出以下思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范式,可简称之为以"新"解"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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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的语言存在着表达的阈限,通过分析“镜子”语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语言意识的“不自主性”,以及其中存在的“诗意/失意”的悖谬空间。这种表达的阈限在继起诗人的写作中得以改变,他们通过“多义性”语言的建构,在增强“镜子”语象表现力的同时,也为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式参考。这种研究并非是以朦胧诗之后的诗歌来否定朦胧诗的写作,而是通过运用自觉的“诗歌史”意识,一方面凸显出朦胧诗作为新时期以来诗歌写作的“起源”属性,另一方面则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不同阶段诗歌写作之间的“对话”关系。
在城乡间辗转纠结,是李佩甫四十年写作的精神造影。他笔下的“乡村叛逃者”暗含的乡村情感,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下当代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焦虑和文化忧思。李佩甫的创作在启蒙叙事和社会转型叙事间的衍移,既展现了李佩甫与其本源性乡村情感的趋近与分离,更显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作家)与社会转型大历史的关系——既呼应和融入,更批判和质疑。这个过程,彰显着他们的知识者操守,也彰显着他们的精神缺失。也许,这正是李佩甫及其一代作家精神活动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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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实现革命建国大业，中共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到东北，其中包括大批宣传、出版、文化、文艺干部，中共中央东北局集中干部人才优势和物资优势，在报刊传媒创办、文艺人才培养、文艺社团缔造、文艺团体组织、文学教育设立、文艺思想论争、文学作品批评、作家体验生活、文艺文类扶植、造就文艺新人、文学场域建构等诸多方面，在继承陕甘宁边区文学体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在东北解放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文学文化制度的设计与实践，带来东北解放区文学与文化的爆发式勃兴与繁荣，为意识形态建设及文艺制度的形成进行了
1936年，日本改造社开展以文学交流为中心的“国民外交”。在此背景下，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在《文艺》杂志上用日语发表了《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并参与“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的文艺专栏讨论。借此，郭沫若与鲁迅及日本的左翼作家就如何描写中国、何为真实的中国以及日本左翼文学传统中的“中国题材”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对话。《我的母国》无疑是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左翼作家借助出版资本的力量所进行的一次合作，揭示了中日两国从五卅运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围绕着“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所展开的各种对话的历史。
2017年8月19日至20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辽宁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各大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学术期刊及出版机构的300多位专家与会。围绕“立足本土，开拓创新”的主题，会议思考与探索了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之路。
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习与化用,内在地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普遍存在修辞学上的“互文性”,蕴含着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对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他大量化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经典的修辞风格,孕育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之间跨越性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一直与“浮士德”的辩证意象之间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马克思对“鲁滨逊”关于市民社会兴起与资本主义出路的预言进行了充分的历史阐释。马克思要充分把握
一般认为,文学史中的时间就是按照文学史史实的时序排列下来的时间。其实不然。一切文学史都是经过文学史作者叙说而成的。这种“叙说”的特性决定了文学史的时间都是重新界定过的时间。这一新界定不仅表明文学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文学史文本中排列的事件在顺序等方面的不同,而且还强调了文学史文本叙事时间结构量级的差异。从文学史三重模仿互动的角度看,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一种通过有意味的“文学史情节”来叙说的过程,并且寄寓于文学史的叙事进程之中。这个叙事进程不仅包括文学史本身的叙说,而且还包括读者对这一叙说的理解和阐释。
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党对文艺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两个“讲话”在叙事模式上具有结构与修辞的家族相似,在精神上一以贯之,属于同一意义序列。两个“讲话”的阐释符码语义邻近、意义接续,但在修辞层面意素符码有异,从在文艺目标、意义旨趣等方面发生了价值转向。两个“讲话”在人民本位上的文化自立叙事立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有效防止了中国文艺沦为外来强势话语的附庸对象,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具有催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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