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闯红灯，是每天都在上演的重复剧目，也是城市日常生活的顽疾。虽然各种法规制度有明文规定，许多案例教育也触目惊心，然而，这种现象仍然屡禁不绝。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读：一是人的素质，二是社会规则。前者是个人的能动性，具有特殊性；后者是社会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换言之，在十字路口闯紅灯，既有个人素质原因，也有社会规则原因。
　　从个人素质来说。人的素质结构中，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曰意识，二曰知识。意识与知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有时，意识不到位，源于知识不具备；有时，知识足够多，意识却不到位。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无知的无意识，后者则是一种“有学识的无知”，导致意识缺位。在道德层面上，前者往往是可被原谅的行为。比如，初到城市生活的人，在开始阶段并不具备足够多的城市知识，在规则意识、安全意识乃至卫生意识等方面，都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如在学习之后有了新进步，比如不再闯红灯，显然是一种应被赞许的行为。
　　可现实情况是，闯红灯的很多原因都是后者，即有知的无意识。这些人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安全隐患，也充分知晓这是不道德乃至违法行为，但是，他们却依然故我，选择侥幸，选择不遵守社会规则。这似乎表明，“个人素质”并不能总是保证人愿意和能够遵守社会规则。要让个人素质起作用，社会规则本身要适当且有约束力。
　　社会规则林林总总，概而言之，一种是显性的，比如，法律、法规、准则，等等，写在纸面，清清楚楚地载明了违反之后是什么后果、如何处置；另一种是隐性的，比如，人们内心的道德准则，闯红灯在文明社会中会被认为是不文明行为，舆论也会表示反对，等等。
　　相对而言，显性的社会规则比隐性的社会规则在社会运行中更有约束力。它有国家强力机构作后盾，能够让人有所畏惧。就像酒后驾车的痼疾，在法律修改后，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理念，“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深入人心。因而从概率上讲，“重典”治理会更有效。可是，也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现实，如“重典”治理的执法成本，以及执法资源的有限性等。在现实中，有些行为适合被隐性的道德规则所规约，以降低执法成本，节约有限执法资源，闯红灯或许也是其中一种。
　　除此之外，还存在“诱引”人们闯红灯的不合理的技术设置。比如，路口很大、绿灯时间却很短；车辆很少，红灯时间却很长等等。有人笑语：中国人能让宇宙飞船上天，却不能让闯红灯根绝。人作为复杂动物，校正这个简单的行为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需要统筹考量。
　　解决闯红灯问题，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要拿出实际举措。针对个人无知的无意识，应该加大知识传播力度，创新案例教育方式方法，以推进相关知识深入人心；针对个人有知的无意识，则应该有所处罚，促其有所警醒。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牢固树立规则意识，严格遵守社会公共规则，营造反对闯红灯的社会氛围，同时要优化技术设置，通过更加科学的技术手段，为减少闯红灯提供有力的条件保障。
　　责任编辑 / 许 海